第三节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第5/8页）
《食货志》：“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泰和岭，路远甚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人米一石，太原仓人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招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四年，定中盐例，输米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诸仓，计道里近远，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时缓急，米直高下，中纳者利否，道远地险，则减而轻之。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缴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齐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此照勘合相符，如数给与。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
按《史·志》文微有含混，明初中盐，当系令商运官粮赴边远之地，粮入仓后，绐商盐引，赴产盐所在之官署，仍纳盐之场价，领盐赴销盐之地，照官定岸地出售。商人习于转输，以运粮之劳费，易得盐引为报酬，领盐又加运盐之劳费，运至销盐之岸，官为定价，使商有可图之利。又计销盐之地，民欲得盐，所必需之费，可胜负担者，而定其价，期不病食盐之民，而有利于运盐之商，即更有利于待饷之兵。至国家所课盐利，仍在官定场价之中，并不因商之开中而有加损，所谓一举而数善备也。惟洪武四年之则例所定如是，故一小引二百斤之盐，至少需中米一石；道里近者至需五石之多。是可知其纯以运费计算，非以米价计算也。至云：“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时缓急，米直高下，中纳者利否，道远地险，则减而轻之。”其中有“米直高下”一项，则是令商纳米矣。此后来改则例之所定。故《志》文又云：“宣德三年。户部尚书夏原吉以北京官吏军匠粮饷不支，条上预备策，言：‘中盐旧则太重，商贾少至，请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纳米。”明一代米价无甚变动，至其末造，俸饷折价，尚以银一两作米二石。洪武至宣德初，中盐之米，额数多寡大异，盖则例屡改，纳米之法亦不同，《史》漏未叙明也。其后至弘治时，废中盐之法，令商以银纳课，边储遂乏，说见下。
《食货志·屯田》下云：“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叶淇本传》：“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每廷议用兵，辄持不可。惟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盐课骤增至百万，悉输之运司，边储由此萧然矣。”
中盐之法，军守边，民供饷，以盐居其中，为之枢纽，故曰开中。其始但令商司运，既而改则例直令纳粟，盖又兴商屯之法，指边之旷地，军所垦不尽者，令商得兴屯，所获之粟，即以输边，易引以贩盐。商更无远道运粮之费，而有领地营垦之利，国家则又多一辟土足食之助力，又所谓一举而数善备也。开中法废，商不需屯，淮商固弃垦而归淮，西北商之业淮盐者，亦徙家于淮。以专务纳课贩盐，盐遂与边储无涉，而多集课银，徒供暴君污吏之挥霍。边备既虚，转饷一事，劳扰天下，而仍不济急，民穷财尽，铤而走险之祸遂以亡明。此其目光，但见一时见金之充积，而不知即使得金不浪用，仍以济边，妨屯弃地，购粟运远，已万万不偿所失，况一得见金，徒长奢费，不复急顾边储，非至边军窘急，不筹救济。而奢费既开，更无复归节约之日，谓亡明之因即种于此，无不可也。
中盐之制本起于宋，宋不重视，以为有得有失。明中盐之为善法，正在商屯，诚实业盐之商，信国家之法令，盐垦兼营，不趋歧径。当时近淮之豪民怂恿变法，不任饷边之劳，而欲占行盐之利，以增课之说动叶淇，淇以乡情而中其说。《明史》不详其原委，今更以《明通考》补说明之。
《续通考》：“弘治五年八月，令两淮等盐引俱召商开中，纳银类解户部太仓，以备边储。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至是户部尚书叶淇，淮安人，《淇本传》，山阳人。盐商皆其亲识，因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内阁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绐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米值加倍，明初中盐每小引，未详纳米若干，宣德初以为重，而改为至多二斗五升。时米值每石不过银五钱，纳银至三四钱，可得米七八斗矣，故曰‘视国初米值加倍’也。而商无远运之苦，一时太仓之银，累至百余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菽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华钰《盐策议》曰：“洪武、永乐时，内地大贾争赴九边，垦田积粟，以便开中。朝中暮支，价平息倍，商乐转输，边免飞挽，士饱马腾，缓急有备，策至良也。岁引初无定额，皆资主客兵饷，从边庾受券，不令轻纳盐鹾司也。自司农叶淇为淮商地，此淮商盖不安于屯垦者。输盐一引，输粟二斗五升，轻请增额，准改折色，径于运司上纳，于是每引纳银三钱五分，或四钱二分。又令客商谓非淮商。无见盐，淮商在淮有场产盐，在边则有屯产粟，故有见盐。许本场买补，西北商即客商。胥内徙便转贩，而边计大坏。今正引虽仍赴边中，余课悉如淇议矣。正引仍赴边中者，原额二斗五升之值仍解边也。余课悉如淇议者，增纳之银，均由运司解户部太仓也。屯废而边缺粟，粟价大增，而解以从前之价，如边计何？”
由以上两端，见明初之民事军事制度，纯以土地与财政相权，有生财，无耗财。凡以养兵而病国者宜深鉴之。《续通考》：明初制，在外兵马尽是屯兵，官俸兵粮，皆出于是。帝尝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故京师屯田，有以远田三亩易城外民田一亩者。
史家之言制度，具在各志。今专提民事军事之与财政相通者郑重言之，实以民生之与国计为维系不亡之根本。此外就各志言制度历数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