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1945年以来的全球竞争和世界主义（第6/9页）

1979年伊朗王室的倒台为新通信方式如何能煽动宗教革命反对一个独裁、世俗和现代化的政府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子。流亡国外的什叶派导师霍梅尼将走私的收录机带进国家，之后其追随者从德黑兰的电台上每夜秘密地广播他对伊朗政府的谴责。公众为了响应霍梅尼呼吁的宗教改革而兴奋地涌向了街道，并迫使伊朗国王退位。流亡的霍梅尼成功地回国，直到1989年去世都一直保持对政府决策的最终裁决权，在国内加强什叶派伊斯兰神圣律法并指挥强烈反对美国的“大撒旦”国外运动。

伊朗宗教革命是独特而非唯一的。宗教革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现世的政党和领导人的政治表现基本上仍旧是为了渴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只是偶尔寻求特定的宗教支持。但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穆斯林都认为宗教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另外，在1947～1973年间以色列人与阿拉伯国家交战的胜利激起了所有穆斯林的宗教意识，这是因为对军事失败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认为，由于他们没有很好的遵从编纂在神圣律法当中的真主意愿，而这是真主对他们的一种惩罚。但是霍梅尼和其他伊朗什叶派的领导者很快发现，在20世纪将神圣律法应用到不断发展的全球化经济中需要痛苦地背离律法的信条。沙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统治者和更狂热的宗教改革者，例如从1970年起掌控利比亚政权的卡扎菲，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是以色列人、美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这些局外人或非信教者都认为，穆斯林的政治叛乱很难得到妥善解决。穆斯林国家的世俗统治者也备受困扰。部分麻烦是由一小部分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引起的，但时常与背井离乡的巴勒斯坦人有关系，他们尤其但又不仅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恐怖袭击。

外交困境展现了这种混乱。例如，美国在1973年战争之后为埃及和以色列同时提供武器和援助。美国也尝试通过“和平进程”进行协调，并最终在以色列和埃及（1979年）、约旦（1994年）之间达成正式的和平条约，甚至想在真正的和平或以色列内部和平没有实现之前就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93～1994年）之间实现一种实际上不稳固的协议。此时美国正在援助伊拉克世俗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当他进攻霍梅尼统治的伊朗时，美国在这场激烈但毫无效果的战争（1980～1989年）中为伊拉克提供武器；但是当萨达姆转而入侵富产石油的邻国科威特时，战线发生了巨变。当看到从海湾安全输出石油面临新的危险时，美国派遣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参战，并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盟友的支持下，经过短暂的战斗就击败了萨达姆的伊拉克（1991年）。

次年当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等相互对立的宗教群体（1992年）在波斯尼亚开始一场让人痛苦的内战时，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始料未及的一幕冲突在欧洲大地上演。这次美国支持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而反对塞尔维亚人，并且最后联合欧洲和俄罗斯派遣一支远征军到波黑执行在199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但是就如以色列一样，持久的和平没有出现，未来仍充满着未知数。

俄罗斯也面临着穆斯林难题，除了在阿富汗，还在1994～1996年俄罗斯人和车臣人之间爆发了激烈而毫无结果的战争的高加索地区。其他的动乱包括为保卫他们的世俗民族主义而反对穆斯林政党的土耳其和世俗军事政权受到宗教暴力反抗的阿尔及利亚。在法国和德国也有无数的穆斯林移民，如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德国的土耳其人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尚未威胁到公共和平；然而，在印度作为少数民族的穆斯林也偶尔遭受到群众暴力和警察镇压。

种族摩擦即使在一些并未太多涉及宗教差异的地方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加拿大，法语人群独立激昂而非宗教性的骚动积蓄了很大的力量，但保持了和平状态。而在非洲，一些长期存在的种族纷争转为暴力冲突。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人相互残忍地屠杀，充满种族分歧的武装冲突也在利比里亚、苏丹、索马里和扎伊尔（1997年胜利的起义后更名为刚果）之间爆发。另一方面，在南非致力于种族和解政策的纳尔逊·曼德拉在和平民主选举中获胜，在1994年终止了白人的政治垄断。

种族暴力也充斥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印第安族群中。例如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游击战运动，一定程度上从印第安农民后代的不满中加强自身力量。另一方面，由古巴卡斯特罗社会主义政府所热心扶持，反对美国经济和政治控制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显得尤为重要，在那里里根总统在利用秘密代理人扶植亲美政府、颠覆反美政府方面比他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但是总体上世界事务却令人惊讶地保持和平。尽管国际贸易通过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增加了世界财富，但是全球市场经济的拓展扭曲并让现存的社会模式不堪重负。但无论何时当新的更有效力的生产商开始供应物美价廉的产品时，其他人将失去他们惯常的谋生手段。市场价格无法保证，新工作会立刻提供给被剥夺者。因此，经济转变的结果就是在带来了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凋敝。收入不平等将增加，并且在很多贫穷的国家中总体上财富和舒适度的缓慢增长仅能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存。无论在穷国还是富国因为强加于大量人口身上的长期利益被一些强烈的短期伤害而抵销，所以经济增长和技术的转变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这意味着近期全球经济的重大进展仍然充满着不稳定性。特别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抵制或许将中断全球主义的潮流。另一方面，愿意接受最优方法和廉价生产将会获得优越的财富和权力回报，而不顾会给既得利益和现存习俗带来多少代价。人类社会总是在接受改变和保持现状之间摇摆不定。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运输和通信技术使由来已久的选择比以前显得更加迫切和痛苦。

1945年以来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20世纪后半期动荡的政治和经济巨变与人类社会的迅速变化相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三点是：第一，全球人口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同时富裕地区和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第二，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城市居民中，生育控制和妇女解放的新思想改变了男女间的劳动分工；第三，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衰落，商品化农业和其他的都市风格渗透到了农村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