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疑案迷踪（第5/14页）

顺治帝从“满籍军人”那里夺来的、并封之为贵妃的这个女子就是董鄂氏，而这位“满籍军人”，有专家考证是顺治帝的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也就是说，董鄂氏一开始是顺治帝的弟媳妇。那么董鄂氏又是怎样成了顺治帝的妃子呢？正史里当然不会详细记载，不过其经过可能和汤若望的叙述差不多：由于清初有命妇轮番入宫侍奉后妃的制度，董鄂氏有机会常常出入后宫。婚姻不幸的顺治帝很快与这位弟媳妇擦出了火花，双双坠入情网。接下来，就发生了顺治帝为董鄂氏出气打襄亲王耳光的事。不久，襄亲王忧愤而死（疑为自杀）。襄亲王死后两个月，顺治帝便正式封董鄂氏为贤妃。

顺治帝夺弟媳为妃，今人看来有悖道德，但是入关之初的满人还保留着不少游牧民族的旧俗，兄纳弟媳在他们看来算不得一件多么大的事。而顺治帝，多年在家庭中郁郁寡欢，终于得一意中人在身边，可说是喜不自胜。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被册立为贤妃后不到四个月，就越级被册立为皇贵妃，可算是坐火箭升天的速度了。更出格的是，顺治帝还特地为册立皇贵妃一事大赦天下，除十恶不赦死罪及贪官污吏外，俱减一等（《清实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不久，董鄂妃为顺治帝生下一位皇子，虽然是第四个儿子，顺治帝却为此再次大赦天下，并且在诏书中称他为“第一子”，大有想要将来传位于此子之意。凡此种种，可见顺治皇帝对董鄂氏是多么的钟情了。

在现存的清宫画像中，找不到一张董鄂妃的画像，因此，她是否有着倾国倾城之容，就只能由人们去自由想象了。不过，顺治帝如此倾心于她，似乎不仅仅因为容貌。董鄂妃死后，顺治帝曾亲自撰写洋洋洒洒几千言的《端敬皇后行状》。在顺治帝对董鄂妃的描述中，他说得更多的是她的善解人意、贤达善良。对顺治帝的衣食住行、生活小事，她无不留心、嘘寒问暖，还和顺治帝讨论佛法经义、适度地规劝顺治帝在处理朝政时不要急躁；对孝庄太后、对第二位被“晾”在一边的孝惠章皇后，她都曾经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衣不解带、几天几夜地侍奉；对比她地位低的嫔妃甚至奴仆，她也从不曾疾言厉色，而是处处为他们着想……

可以想象，对朝政充满烦恼、家庭充满苦闷的顺治帝来说，董鄂妃不仅仅是个红颜知己、可意人儿，更有着类似于精神支柱的意味。然而红颜天妒，不但董鄂妃所生的儿子不满百日就夭折了，两年后，董鄂妃也在22岁的妙龄之际香消玉殒，给顺治帝留下了无穷的哀思。而朝廷传出顺治帝驾崩的时间离董鄂妃去世仅四个多月，不由得使人相信，顺治皇帝因为爱妃的去世而万念俱灰、遁入空门。

然而，从常识上说，有出家的动机，不等于有出家的事实。顺治是否真的出家，还得用史实说话。

我们首先来分析民间传说中顺治出家的“证据”。

（一）关于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的问题。这首诗虽然是暗写顺治帝与董鄂妃之间生离死别的，但其中的一些句子所指尚不明确，不能成为顺治出家五台山的证据。更何况吴诗“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一句反而是顺治未曾出家的一个佐证。房星，就是二十八宿中的房宿，“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房星未动”，应该是指天子的车驾还没有出发，而这两句的大概意思就是，顺治帝还来不及离宫出家，就死去了。

（二）关于康熙帝五台山寻父及御用之物的问题。康熙皇帝第一次巡幸五台山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也就是宫中传出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二十二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并不是为了去寻找父亲的，否则何不早去，而要等到二十二年之后呢？至于五台山上的御用器物，很可能是康熙帝为了生活方便而从皇宫带去的。

（三）关于翁同龢日记里记载的那首题板诗，其口气的确酷似顺治帝，似出自顺治本人的手笔。但该诗为何等到顺治皇帝已经去世二百多年的清末才被发现，这一点大有疑问，因此，不能轻易断定为顺治帝所作，反而有可能是出于好事者的伪托。即使今后有证据证明诗是真的，也只能说明顺治帝有出家之心，不能说明他有出家之实。

实际上，根据可靠的史料，顺治帝确实有出家之心，但出家未遂。朝廷当然对此讳莫如深，但是在与顺治帝关系非常密切的僧人著作、年谱里都有详细的记载，虽出于几本不同的著作年谱，但提及此事的时间、地点等尽皆吻合。

董鄂妃去世后，顺治帝痛不欲生，本来是决意要披缁山林的。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月，也就是董鄂妃去世一个多月后，顺治帝在西苑万善殿让茆溪森禅师为他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兹事体大，孝庄太后急忙派人将茆溪森的师傅玉林通琇召到京城，请求他规劝顺治帝不要出家。玉林通琇能言善辩，却劝不转顺治帝。据说，最终玉林通琇想出一招杀手锏，命人取来干柴，要当众烧死自己的弟子茆溪森，顺治帝不忍，才不得不放弃出家的念头，蓄发还俗，也就是说，出家未遂。

顺治死因

如前所述，顺治帝最终没能完成出家为僧的愿望，正史中关于他宾天的记载是可信的。至于他的死因，根据一些比较可靠的私人记载，很可能是死于天花。

顺治帝病危时，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奉命起草《遗诏》。王熙在《自撰年谱》中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其中提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子夜，顺治帝召王熙至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五内崩摧，泪不能止，奏对不成语”，强忍住悲痛草拟了一份《遗诏》，三次进览，三蒙钦定，至初七日傍晚才最终定稿。当夜，顺治帝就宾天了。

另外，曾为顺治帝撰拟董鄂妃祭文的兵部督捕主事张宸在《青琱集?杂记》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初五日，见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已经全部撤去，又见皇帝贴身太监向各大臣耳语，神色仓皇。初七日，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勿炒豆，勿燃灯，勿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因为这种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也可以佐证顺治帝是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

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传记中也记载：“如同一切满洲人一般，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或许是因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而竟使他真正染上了这种病症……顺治病倒三日之后，于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夜间崩驾。”（魏特《汤若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