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盛唐之音（第5/5页）

，刚中含柔，方中有圆，直中有曲，确乎达到美的某种极致，却仍通俗可学。韩文，情况是类似的。“文从字顺”，对比从六朝到五代作为文坛正统的骈体四六，其口语通俗性的进步特征极为突出。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其真实含义也在这里。韩文终于成为宋代以来散文的最大先驱。“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独孤)及始奋起湔除，肖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四库全书总目·毘陵集》），说明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是与六朝“旧规”相对立的一种新的文体规范。杜诗就更不用说了。早如人们所指出，李白是“放浪纵恣，摆去拘束”，而杜甫则“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元稹)，“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敖器之语，引自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后山诗话》）“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后，句中有奇字为眼，才有此句法。”（胡应麟：《诗薮》）…，这些从各种角度说明了杜诗作为规范、楷模的地位。并且，从此之后，学杜几乎成为诗人们必经之途，炼字锻句，刻意求工，在每一句每一字上反复推敲，下足功夫，以寻觅和创造美的意境。所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一联如称意，万事总忘忧”等等。这些，当然就是李白等人所不知道也不愿知道的了。直到今天，由杜甫应用、表现得最为得心应手、最为成功的七律形式，不仍然是人们所最爱运用、最常运用的诗体么？就在这七言八句五十六字等颇为有限的音韵、对仗等严整规范中，人人不都可以创作出变化无穷、花样不尽的新词丽句么？“近体之难，莫难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贯珠，言如合璧。其贯珠也，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綦组锦绣相鲜以为色，宫商角征互合以成声，思欲深厚有余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缠绵不迫而不可失之流……。庄严则清庙明堂，沉着则万钧九鼎，高华则朗月繁星，雄大则泰山乔岳，圆畅则流水行云，变幻则凄风急雨。一篇之中，必数者兼备，乃称全美。故名流哲士，自古难之。”(胡震亨：《唐音癸签》）这当然有点说得太玄太高了。但七律这种形式所以为人们所爱用，也正在于它有规范而又自由，重法度却仍灵活，严整的对仗增加了审美因素，确定的句形可包含多种风格的发展变化。而杜甫把这种形式运用得熟练自如十全十美。他的那许多著名七律和其他体裁的诗句一直成为后人倾倒、仿效、学习的范本。如：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鼓，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世音书漫寂寥。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沉郁顿挫，深刻悲壮，磅礴气势却严格规范在工整的音律对仗之中。它们与我们前面引的李白诗，不确是两种风度、两种意境、两种格调、两种形式么？从审美性质说，如前所指出，前者是没有规范的天才美，自然美，不事雕琢；后者是严格规范的人工美，世间美，字斟句酌。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规范斟酌并不是齐梁时代那种四声八韵外形式的追求。纯形式的苛刻讲求是六朝门阀士族的文艺末流，这里的规范是与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规范。这种形式的规范要求恰好是思想、政治要求的艺术表现，它基本是在继六朝隋唐佛道相对优势之后，儒家又将重占上风再定一尊的预告。杜、颜、韩都是儒家思想的崇奉者或提倡者。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忠君爱国的伦理政治观点，韩愈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的半哲理的儒家信念，颜真卿的“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六一题跋》）的卓越人格，都表明这些艺术巨匠们所创建树立的美学规范是兼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在内的。跟魏晋六朝以来与神仙佛学观念关系密切，并常以之作为哲理基础的前期封建艺术不同，以杜、颜、韩为开路先锋的后期封建艺术是以儒家教义为其哲理基础的。尽管这种教义很快就失去其实际支配力量（见下章），但终封建后世，它总是与上述美学规范缠在一起，作为这种规范的道义伦理要求而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后代文人总强调要用儒家的忠君爱国之类的伦常道德来品赏、评论、解释杜、颜、韩的原故。

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所有杜、颜、韩的真正流行和奉为正宗，其地位之确立不移，并不在唐，而是在宋。有唐一代直至五代，骈体始终占居统治地位，其中也不乏名家如陆宣公的奏议、李义山的四六等等，韩柳散文并不流行。同样，当时杜诗声名也不及元、白，甚至恐不如温、李。韩、杜都是在北宋经欧阳修（尊韩）、王安石（奉杜）等人的极力鼓吹下，才突出起来。颜书虽中唐已受重视，但其独一无二地位之巩固确定，也仍在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派学颜之后。这一切似乎如此巧合，却决非偶然。它从美学这一角度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世俗地主的士大夫由初（唐）入盛（唐)而崛起，经中（唐)到晚（唐）而巩固，到北宋，则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了全面统治。杜诗颜字韩文取得统治地位的时日，正好是与这一行程相吻合一致的。如开头所说，世俗地主（即庶族、非身份性地主，相对于僧侣地主和门阀地主，下同）阶级比六朝门阀士族，具有远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众多人数。它不是少数几个世袭的门第阀阅之家，而是四面八方散在各个地区的大小地主。他们欢迎和接受这种更为通俗性的规范的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这一切并不一定是那么有意识和自觉，然而，历史的必然经常总是通过个体的非自觉的活动中来展现。文化史并不例外。

新兴世俗地主阶级的这些文艺巨匠（以杜、韩、颜为代表）为后世立下了美的规范，如同比他们时间略先的那一批巨匠（以李白为代表）为后世突破了传统一样。这两派人共同具有那种元气淋漓的力量和势概，“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沧浪诗话》）所以，它们既大体同产于盛唐之时，而被共同视为“盛唐之音”，就理所自然。虽然依我看来，真正的盛唐之音只是前者，而非后者。如果都要说盛唐，那就应该是两种“盛唐”，各有风貌特征，各有审美价值，各有社会意义。仔细分辨它们，揭出它们各自的美学本质，说清历来纠缠不清混淆未别的问题，无论对欣赏、品评和理解这些艺术，都应该说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