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魏晋风度（第5/5页）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感伤、悲痛、恐惧、爱恋、焦急、忧虑，欲求解脱而不可能，逆来颇受又不适应。一方面很想长寿延年，“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同时又感到“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延年又有什么用处？一方面，“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痛恶环境，要求解脱；同时，却又是“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现实逼他仍得低下头来，以保全性命。所以，一方面被迫为人写劝进笺，似颇无聊；同时又“口不臧否人物”，极端慎重，并且大醉六十日拒不联姻……。所有这些，都说明阮籍的诗所以那么隐而不显，实际包含了欲写又不能写的巨大矛盾和苦痛。鲁迅说向秀的《思旧赋》是刚开头就煞了尾，指的也是这同一问题。对阮籍的评价、阐解向来做得不够。总之，别看他作为竹林名士传说是那么放浪潇洒，其内心的冲突痛苦是异常深沉的，“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便是一再出现在他笔下的诗句。把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疼楚哀伤曲折而强烈地抒发出来，大概从来没有人像阮籍写得这样深沉美丽。正是这一点，使所谓魏晋风度和人的主题具有了真正深刻的内容，也只有从这一角度去了解，才能更多地发现魏晋风度的积极意义和美学力量之所在。

魏晋风度原似指一较短时期，本文则将它扩至晋宋。从而陶潜便可算作它的另一人格化的理想代表。也正如鲁迅所一再点出，“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由此可知，陶潜是不能超脱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关心的，也不要忘怀死”。陶潜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缅酒中一样，只是一种外在现象。超脱尘世的陶潜是宋代苏轼塑造出来的形象。实际的陶潜，与阮籍一样，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他虽然没有阮籍那么髙的阀阅地位，也没有那样身不由己地卷进最高层的斗争漩涡，但陶潜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他的特点是十分自觉地从这里退了出来。为什么这样？在他的诗文中，响着与阮籍等人颇为相似的音调，可以作为答案。“密网栽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等等，这些都是具有政治内容的。由于身份、地位、境况、遭遇的不同，陶潜的这种感叹不可能有阮籍那么尖锐沉重，但它显然仍是使陶潜逃避“诚足贵”的“荣华”，而宁肯回到田园去的根本原因。陶潜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他没有那种后期封建社会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髙的兴致。他也没有像后期封建士大夫信仰禅宗、希图某种透彻了悟，相反，他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着、关心，他仍然有着如《十九首》那样的人生慨叹：“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无”“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尽管他信天师道，实际采取的仍是一种无神论和怀疑论的立场，他提出了许多疑问，“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而总结则是，“苍昊遐缅，人事无己，有感有昧，畴测其理。”这种怀疑派的世界观人生观也正是阮籍所具有的：“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这些魏晋名士们尽管高谈老庄，实际仍是知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老庄（无神论）并不能构成他们真正的信仰，人生之谜在他们精神上仍无法排遣或予以解答。所以前述人生无常生命短促的慨叹，从十九首到陶渊明，从东汉末到晋宋之后，仍然一直流行，直到齐梁以后佛教鼎盛，大多数人去皈依佛宗，才似乎解决了这个疑问。

与阮籍一样，陶潜采取的是一种政治性的退避。但只有他才真正做到了这种退避。在怀疑论和无神论的世界观基础上，宁愿归耕田园，蔑视功名利禄：“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温饱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曲以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所以只有他，算是在田园生活中找到了人生的快乐和心灵的慰安。从而，田园景色在他笔下，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辨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而成为诗人生活（参加了一定田园劳动）兴趣的一部分。这样，就与谢灵运等人大不相同，山水草木在陶诗中不再是一堆死物，而是情深意真，既平淡无华又盎然生意：

时复墟里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益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

这是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看来是如此客观地描绘自然，其实却只有通过具有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和情感才可能达到。

陶潜和阮籍在魏晋时代分别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一超然事外，平淡冲和；一忧愤无端，慷慨任气。它们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应该说，不是建安七子，不是何晏、王弼，不是刘琨、郭璞，不是二王、颜、谢，而是他们两个人，才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髙优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