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有强(化名)口述（第2/3页）

1927年蒋介石把政府迁到南京。政府机构挪了，剩下的名义上的办公人员，多数都是老的，或者有家有口的。我祖父就没有正常的经济收入了，就开始往下坡走，所以我父亲十六七岁就不得不出来工作，挑生活担子。我祖父是1946年去世的。

我父亲从小读书，当时孔教大学注21的主事与我祖父是好朋友，孩子进去能便宜点，我父亲就那么进去的，在那里读了几年。他的老师有林琴南注22，有吴北江注23，他的同学里头名气最大的是齐燕铭，后来给周恩来当过秘书。注24我父亲修满了学分就算毕业了，后来先是杂七杂八地在社会福利部门做点事，然后在北平研究院史学部研究北京史，很踏实很卖力地做了一段研究，他就是在这时打下的基础，他的导师中有顾颉刚、陈垣，同学里名气大的有吴思玉、周汝昌，还有刘鹗就是刘铁云的后人刘厚之。他在这里决定了研究北京史的方向，解放后在北师大工作。我父亲写过《燕京访古录》，写那些做学问的人，他那方面的有意思的文章多了。注25他1957年就脑溢血，半身不遂，上不了班，吃劳保一两年之后就等于是“劝退”了，当时我9岁，他还不到退休的岁数。所以我们家境就不好了。我父亲第二次病倒时我上初中，我1965年从宣武区的六十三中初中毕业，因为家里倒霉，没有心思再念书，就工作了。1968年我父亲去世，当时我20岁。我从十四五岁就意识到要自己挣饭吃，现在我这孩子22岁了还没这思维能力呢。

我母亲是浙江海盐人，海盐徐家，家里出过军机大臣，徐用仪。注26我外祖父的名字叫徐蔚如。当年我祖父在清末的法部，我外祖父在财政部，本来不熟，大概是朋友托朋友说的。我外祖父特别有学问，听说他想寻一部书，多年寻不着，却被我父亲从一个小摊上买到了，送给我外祖父，他非常高兴，就把女儿嫁给他了。我母亲的年龄、家庭都与我父亲相当，可是两人的脾气秉性全不搭界，所以我母亲挺委屈的，委屈了一辈子。我觉得现在像我母亲这样的人不多了，这是后人都应该学习的。我母亲是个家庭主妇，我父亲只懂得做学问，除了学问之外，就是个糊涂虫。那时候他在北师大历史系做资料员，每礼拜六回家要去澡堂洗一回澡，每次都要我母亲把所有东西准备好，裹一个小包裹放在他床头，他非得看见这个包裹，才能想起该洗澡了。到礼拜一早晨去上班，衣服也得我母亲准备好，连他的校徽都要给别好在衣服上。当时北师大教职工的校徽是红的，学生的校徽是白的，因为我姐姐也在北师大上学，所以有一次我母亲太忙，忙糊涂了，给他的衣服上别一个白校徽，他就看也不看把白校徽别走了，回来还埋怨我母亲。我母亲是1910年出生的，1975年去世，活了65岁。我看《四世同堂》，觉得就好像有我们家的影子似的，我母亲就像那个大嫂韵梅，我父亲就特像那个大儿子。

我祖父在广东的时候就信佛，他是学密宗的，六世达赖到北京时他还去拜访过。注27外祖父学的是净土宗，跟弘一法师是好朋友，他的名望比我祖父还大得多，他们都是居士，程度也都不在学问之下。注28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有南张北周之说，南张是张之洞，北周就是周缉之了，他就是周叔迦的父亲，北方洋务派的首领。注29“一战”时周家大受打击，损失白银四万两，挺消沉的，就请我外祖父聊佛法，讲通了，周后来狠读十年的佛学书，再出来就进了北大当教授。我小时候就知道周叔迦这个人，周家都信了佛，周绍良是北京市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嘛。

我外公是1937年去世的，59岁。我姨，就是我母亲的姐姐，一辈子没结婚，就在家里念佛，她打小儿就信，她性格有点儿怪异，也许因为信佛，就把人生看淡了吧。我姨是中国佛教协会资料室的，1975年退休。我母亲也是非常信的，她临死咽气的时候，我大姐和我三姐还有我在身边，我们叫她妈，没有反应，但突然间我就听她咕噜咕噜念出一串，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她在念佛，我说：“妈，您念念佛吧”，她果然就又念出一串。我后来读净土宗的书时突然发现，即使人一辈子不信佛，只要临死时念了，亡魂就能到西方的极乐世界，我发现我无意中做了这么一件事，一件非常对的事。

我母亲去世25天之后，我姨也去世了。当时我大姐正赶回来帮助料理我母亲的后事，发现我姨病得也不轻了，她死时我们后院的一个老太太上我家来给她洗，出来就说，真是个修行的人，身上真干净。她临死时不难受，就是说修到这个程度，痛苦就越过去了。她去世那天是2月4日，那天立春，正是海城地震那一年。我是从1999年正式开始信观音的。

袁督师庙是1952年归了国家的，1986年崇文区政府花了16万，把龙潭湖的袁崇焕庙重修了，现在有3间房子。张园这边在抗战之前都过得挺红火，后来国民党兵住进去，成了兵营了。国民党打败了，房子也没人看，就找了一个姓徐的农民给看着，招了些住户，跟这个徐大爷说收了房钱把房修修，他也不管。我父亲和叔叔就想，索性就交给国家吧，1958年就由我父亲和叔叔两人以我爷爷后人的名义捐给了政府。捐房的证明我还见过的。

“文革”中我们被抄家，书也都被抄走封存了。1969年我们被从东莞会馆赶到马路对面，我妈就是在那儿去世的。我祖父捐的那座张园，后来漏了，我也呼吁过，要求为我解决实际困难，我还算幸运，崇文区政协的一个副主席沈先生找到有名望的人，一起帮我呼吁，最后终于从平房换到牛街这儿。

父亲有4个孩子，我有三个姐姐，父亲比较偏爱我，我与父亲接触多些，他的朋友往来，我也听点故事。“文革”后落实政策，父亲的书找回来了，1万多册。有关袁崇焕的情况，后来资料归堆，我也动过搞研究的心思。1982年我犯了心脏病，房颤，送到阜外医院抢救，身体恢复后感到不行，干不了历史研究，就把这些材料都处理了。我先是给广东东莞政府写过一封信，开始没人理我，后来到1987年，东莞县志办和图书馆突然来了一封信，说我寄的资料都收到了，挺好，问还有没有，给了我400元钱，要当废纸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啊，这还算家乡人重视。篁溪村有一个县志办公室，市里要写地方志，分到村里，老家有一个写作小组，给我写信要资料，我说已经给了东莞市了，村里又问我要，我说还剩一箱子，篁溪村那边说请你来一趟，让全家都去，管吃管住，我就去了一趟，可我连广东话也听不懂。我一直认为政府就是一回事，后来才知道，篁溪村写作办公室与县里根本是两码事。我反正认为，归了家乡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