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第2/2页）

大凡游说的要务，在于懂得粉饰游说对象所推崇的事端，而掩盖他所憎恶的事端。他自己知道他的计谋，就不要用他的失误追究他；他自以为他的决断是勇敢的，就不要用他的敌人来激怒他；他自以为他的力量强大，就不要用他的难处来阻止他。规劝或称誉和他同一计谋同一做法的别的人或别的事，就要用言辞文饰那人那事，不要中伤了他。有和他有相同过失的，就要明确地掩饰他没有过失。当至诚之心不被违逆，至忠之言不受反驳，然后才施展你的口才和智慧。这是亲近而不被怀疑的方法，也是尽知事理的难处。等到历时已久，并且恩泽已经周到、深厚了，深远的计谋不被怀疑，互相争论也不会被论罪，就可以明白地计议利害关系来成就他的功业，直接了当地指明是非来美化他的形象，这样地扶助他，这就是游说成功了。

伊尹作厨师，百里奚当奴隶，他们都是用这样的办法求用于他们的君上的。因此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圣人，但是起初仍不得不劳役其身，并且处世这样的卑污。那么就不是智能之士引以为耻的了。

宋国有个富人，天下雨毁坏了他的墙壁。他的儿子说“不修筑墙壁，将有盗贼”，他的邻居的父亲也这样说。夜里果然丢失很多财物，他全家都认为他的儿子很聪明，却怀疑邻居的父亲。从前郑武公想征伐胡国，却把他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做妻。然后询问群臣说：“我想要用兵，哪一国可以征伐呢？”关其思说：“胡国可以征伐。”郑武公就杀害了关其思，说：“胡国是兄弟国家，而你说征伐它，为什么呢？”胡国的君主听到这回事，认为郑国亲近自己就不防备它。郑国人乘机袭击胡国，占领了它。这两个说客，他们所了解的情况都是符合实际的，然而严重的被杀戮，轻微的遭怀疑。这并不是知道情理的难处，处理所知道的情理可就难了。

从前弥子瑕受到卫国国君灵公的宠爱。依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国君车子的人罪过可至于断足。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生病，有人听说了，连夜去告诉他，弥子瑕便假托国君的命令驾着国君的车子出去看望母亲。国君听说这件事却认为他贤孝，说：“孝顺啊，因为母亲的缘故却犯了断足的罪过！”陪同国君游赏果园，弥子瑕吃到一个桃子觉得很甜，没吃完就把它奉献给国君。国君说：“爱我啊，忘记了自己的食欲而想到我！”等到弥子瑕姿色衰老因而宠爱减退时，便得罪于国君。国君说：“这个人曾经假托我的命令驾我的车，又曾经把他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本来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有不同，从前被认为贤孝而后来被治罪的原因，就在于国君的爱憎完全改变了。因此被国君宠爱时，就认为他聪明恰当而更加亲近他；被国君憎恨时，就认为他罪有应得而更加疏远他。因此进谏游说之士不能不考察君主的爱憎态度然后再游说他。

龙作为一种动物，可以驯养、玩弄并且可以乘骑。然而它的喉头下端有倒逆的鳞片满尺长，人们如果触动它，就一定会伤害人。人君也有倒逆的鳞片，游说之士能够不触动人君倒逆的鳞片，那就差不多了。

有人把韩非的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见到《孤愤》《五蠹》这些篇章，说：“唉呀！我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跟他交往，就是死了也不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所著的书。”秦国因此急忙进攻韩国。韩王韩安开始没有任用韩非，等到危急的时候，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还没有信任重用他。李斯、姚贾想陷害韩非，就在秦王面前诽谤他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现在大王想吞并诸侯国，韩非始终会帮助韩国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任用他，长久地留着他然后才让他回去，这是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假借罪名依法杀掉他。”秦王认为是这样，便下令官吏惩罚韩非。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亲自陈述情由，但不能够见到秦王。秦王后来悔悟了，派人赦免他，但韩非已经死了。

申不害、韩非都著书立说，流传于后世，学者大多有他们的书。我唯独悲叹韩非写作《说难》却不能自我摆脱游说的祸害而已。

太史公说：老子所推崇的道是虚无，便能够在无所作为之中来顺应自然的变化，因此他所写的书言辞微妙难懂。庄子离析道德，畅所欲言，但他的基本思想也是归于自然。申不害愤发自勉，致力于循名责实。韩非援引法度，切合实际，明辨是非，但它发展到极端是用法苛刻，缺少恩德。他们的思想都来源于道德，但老子的思想是最为深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