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南朝军人势力与皇权（第6/7页）

从唐初到玄宗朝，随着关陇集团的解体，源自南朝和北齐的文化风尚又完全占领了唐的官僚机器，陈寅恪、唐长孺等学者总结的唐代社会“南朝化”趋势，部分也因此而发。这又造成了文臣和武将的职业隔膜，以及文人和武人身份的对立。安史之乱便是这种对立的爆发。此后的唐代官僚机器也一直无力驾驭武人阶层，从而导致藩镇长期割据和五代十国军人称帝。到宋代时，文官机器几乎获得了独尊地位，军人阶层处于被压制的从属地位，这保证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稳定，但也使得政权缺乏对外扩张性，长期积弱。

自唐以来官僚机器的文人化、文学化，除了导致中原政权缺乏扩张性，也使得中原朝廷与北方游牧族的隔阂加深，因为北方游牧族人比中原武人的文化程度更低。中原文人出身的宰相等高官，显然和游牧族首领缺乏相互欣赏。唐代突厥、回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集权政治，但其国家机器的发育程度一直不高，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同时期的唐政权已经过度文人化，北方民族难以效仿。这可能也是唐代突厥、回纥等北族对入主汉地缺乏兴趣的原因之一。所以十六国、北朝那种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再也没有重现。当然，吐蕃帝国有比较完备的官僚机器和文化，但它萌生于青藏高原的南部农业区，和中原文明少有传承关系。

简言之，唐以来官僚机器的文官化、文学化，导致了政权的内敛，以及汉文化与游牧族隔阂的加深，而这种趋势在两晋和南朝已经出现了。从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汉人王朝已经彻底丧失了对外扩张的动力和实力，基本只能维持长城边界（甚至连长城都无法保有）。能够统治长城内外的，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元、清。从这个脉络看，南北朝社会与政治的关键问题—国家机器内部的文武问题、民族关系上的南北问题—跨越唐、五代至宋、辽、金乃至明、清时期一直存在，成为前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最重大的问题。

[1] 如田余庆先生认为刘裕是“次等士族”，祝总斌先生则认为是“低等士族”。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64页；祝总斌：《刘裕门第考》，《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2] 郑敬高先生用“将门”来称呼南朝的军人阶层，他认为将门多由旧族士门或者豪强演化而来，但已经比较重视其职业上的特性，见郑敬高：《南朝的将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本书不采用“将门”的称谓，因为南朝将领世袭的并不多，且部分“第二代”将领摆脱武人身份、塑造有文化形象的冲动很强烈，所以谈不上有家风的传承（参见后文）。本书所用“军人势力”的概括，更多从职业角度看待军队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及技能传承，与家族不一定相关。

[3] 《陈书·章昭达传》，第182页。

[4] 《陈书·侯瑱传》，第155页。

[5] 《陈书》卷十《周铁虎传》，第170页。

[6] 《陈书·高祖纪下》，第37页。

[7] 庾信：《庾子山集注》，倪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71页。

[8] 《陈书》卷九《吴明彻传》，第164页。

[9] 《周书·王思政传》，第297页。

[10] 《北史》卷六十二《王思政传》，第2209页。

[11] 《陈书》卷十四《南康愍王昙朗传》，第210页。

[12] 《陈书·宣帝纪》，第93页。

[13]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羡之等以宜都王义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称皇太后令……以宜都王辰承大统”（第3767页）。

[14]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侍中程道惠劝立第五皇弟义恭，羡之不许。”（第1332页）

[15] 《宋书》卷六十一《庐陵孝献王义真传》，第1635页。

[16] 当时北周也试图送陈昌回南方，但长江中游是梁元帝萧绎旧部王琳控制区，无法通行，陈昌只能暂留在北周控制的安陆。

[17] 《陈书》卷十二《杜棱传》，第192页。

[18] 《陈书·侯安都传》，第145页。

[19] 《陈书·侯安都传》，第147页。

[20] 《陈书》卷三十二《孝行传·殷不佞》，第425页。亦见卷十六《刘师知传》。

[21] 《陈书·吴明彻传》。

[22] 《陈书·宣帝纪》，第81页。

[23] 《宋书》卷七十二《建平王景素传》，1862页。

[24] 《宋书》卷九《后废帝纪》：“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谋废立，佃夫、幼下狱死，伯宗伏诛……六月甲戌，诛司徒左长史沈勃、散骑常侍杜幼文、游击将军孙超之、长水校尉杜叔文，大赦天下。”（第187页）

[25] 亦有先帝教导的成分。比如萧鸾对萧宝卷的训导：“高宗临崩，属以后事，以隆昌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委任群小，诛诸宰臣，无不如意。”隆昌即被萧鸾废黜的萧昭业。见《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第102页。

[26] 自刘裕以来，皇权控制将帅的另一个方式是重用宗室兄弟、子侄等。但同室亦可操戈，君王家族内部的互相杀戮有时甚至烈于外人。宋文帝诸子孙之间的杀戮，以及萧鸾对宗室诸王的屠杀都是例证。这说明宗室并不能代替异姓将领。

[27] 《宋书·文帝纪》，第103页。

[28] 《宋书》卷五十三《张永传》，第1512页。

[29] 《梁书》卷九《王茂传》，第176页。

[30] 《梁书》卷九《曹景宗传》，第181页。

[31] 《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第1305页。参见王永平：《论宋武帝刘裕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

[32] 《晋书·刘毅传》，第2210页。

[33] 《宋书》卷六十四《郑鲜之传》，第1696页。

[34] 《宋书·索虏传》，第2334页。

[35] 《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第592页。

[36] 《艺文类聚》卷八十六《果部上·梨》：“宋孝武帝梨花赞曰：沃瘠异壤，舒惨殊时，惟气在春，具物含滋，嘉树之生，于彼山基，开荣布采，不离尘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4页）另见《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九《果部上·梨》，第4297页。

[37] 《宋书·明帝纪》：“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行于世。”（第170页）

[38] 《南齐书》卷五十三《良政传·虞愿》：“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借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第9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