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步兵军阵的战术特征与发展历程（第5/12页）

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年）夏，吴王夫差率兵北上，与晋、鲁等国会盟追求中原霸主地位。此次吴、晋争执盟誓顺序，互不相让。夫差遂率吴军列阵向晋军示威。这是史书中最早的大规模步兵战阵记载。吴军阵列的形式为：

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十旌一将军……万人以为方阵。[48]

可见吴军是以步兵百人一行为一编制单位，长官称“官师”，十行千人，长官为“嬖大夫”，百行万人为一方阵，长官为将军。这样的方阵共左、中、右三个。当然，长、宽皆为百人的军阵未必是正方形，因为士兵的左右间距一般小于前后间距，已见前节。所以这种军阵的纵深长度会大于宽度，但这种长方形阵也可以叫方阵，如同秦俑一号坑的长方形军阵也可称为方阵。

吴军方阵的“彻行”是纵行。因为每行最前列的官师所拥“文犀之渠”，据韦昭注“谓楯也”，即犀牛皮盾。官师居于前方，才有执盾防御敌军箭矢的必要。这种以纵队列阵、军官都在前列的做法，应是从车战战术照搬而来，未必适合步兵作战。[49]因为步兵军阵行动缓慢，两军逼近交战时，只有前列士兵能参与作战，伤亡概率最高。官师在前一旦伤亡，整个纵队就失去了指挥。当然，也许官师只是执盾为身后的下属提供保护，开战时则是两人拥挤在盾牌后一起作战：这种情况可以参考戚继光的鸳鸯阵，其伍长往往执长盾牌居前，为身后的士兵提供掩护。所以戚继光特意规定，如果伍长牌手战死而其部下撤退的，全部予以连坐斩首。[50]另外，官师在第一排与敌作战，不可能分心指挥后面的99名部属。步兵往往由社会地位较低的农民组成，战斗积极性也低，一旦没有军官监视督战很容易临阵脱逃。欧洲14世纪的瑞士长矛步兵方阵，其特点也是列长都在第一排。但这些长矛兵来自相同的山区部族，自幼一起长大，战士间关系十分密切，不必担心逃兵问题。[51]当然吴军方阵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其主力步兵都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大夫，作战决心不成问题，这也是贵族战车时代的遗存和过渡。战国以后的步兵主要是征发农民或贱民性质的世袭兵，就难用这种队形战术了。

在《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步阵基本队列是5横行、每行10人的50人小方队，《纪效新书》（十八卷本）中“立队法”则是4横行、每行5人的20人小方队，这样既便于第一行的士兵协作对敌，又便于队长统一指挥。反观吴军的这种布置，可能和当时的步兵军阵战术尚不成熟有关。因为这是吴军第一次以步兵主力进入中原。以往吴军经常与楚、越作战，步兵运用较多，但在南方的丛林水网环境中，可能没有进行过这种大型方阵战斗。另外，此次吴军的战术意图也值得探讨。因为晋军还沿袭着以战车为主力的春秋惯例，一旦战车整队冲锋，吴军很难避免被踩踏和碾压的命运。吴军这次布阵是乘夜间秘密进行，[52]列阵完毕后开进到晋军营垒前一里处，当时天色始明（昧明），使营中的晋军猝不及防。以当时惯例，军营外都筑有垒墙，墙内是宿营、炊灶等生活区，没有空间整队列阵。如果这时晋军开出营垒列阵，吴军就可以趁晋军出营时的无序状态展开进攻，未形成阵列的晋军必然大败。以前晋军也曾遭遇过楚军这种“晨压晋军而陈”（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区别在于当时楚军主力是战车兵，晋军的对策则是“夷井塞灶”，在军营内原地驾车列阵，然后平毁垒墙整体开出迎战。[53]这次如果晋军采用相同的办法，吴军则不会在原地等待晋军整队，而是会直接冲向晋营垒，展开攻城式的围攻作战，这恰恰也是步兵的长项。所以晋军这次未敢与吴军开战，而是选择了和平会盟。应当说，夫差步阵这次虽然没有投入实战，却是一次成功的亮相。

史书对战国时期战争的记载都非常简略，使我们难以总结当时的步兵具体战术特征，但秦陵的兵马俑军阵是一个难得的材料，使我们得以了解秦朝步兵军阵形态。秦陵兵马俑军阵和《国语》中的吴兵方阵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纵深较长的长方形。吴兵方阵的纵深为百人，秦陵兵马俑的一号步兵俑坑正面宽57米、纵深184米，深度甚至达宽度的三倍。这说明战国到秦代，步兵军阵的主要特征是密集的方形阵列，对敌的正面不会太宽，或者说宽度不会明显大于纵深。但在这个背景下，列国仍会有些自己特色的方阵队形和战术特点。《吴子·料敌》篇云：“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54]。虽然未必全是实际情况，但也反映出列国军阵仍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汉初刘邦与淮南王英布作战，“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55]。英布曾长期随项羽（籍）作战，其军阵也有项羽风格。《史记》对秦汉之际几次大会战的记载很简略，没有具体的军阵布局，也许司马迁对此不甚了解，以至现在也无从讨论。

328年洛阳之战与步阵的“扁平化”趋势

两汉到三国时期，关于步兵军阵作战的详细记载依然很少。但到十六国和南北朝时，这方面的史料稍有增多。十六国初期，刘曜前赵与石勒后赵的洛阳之战就体现了步兵军阵一种新的趋势：纵深变浅、宽度变大。

328年，刘曜与石勒决战于洛阳城西，刘曜“军十余万”[56]，“陈于洛西，南北十余里”[57]。当时刘曜在西，石勒在东，刘曜军是南北拉开了十余里的宽度。刘曜军中应有三分之一左右为骑兵，不会和步兵混合列阵。暂以步兵为整十万人，且全列为战阵计算，每华里正面平均有万人，如正面一人占据一米的宽度，则纵深仅有二十余人。比起吴兵和秦陵的军阵，这种纵深显然是太浅了。但详细分析《晋书》关于两赵洛阳之战的记载，会发现一种可能性，就是刘曜军阵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之宽，而是在战斗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逐渐横向（向南）伸展的过程，这个横向伸展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实现对敌阵的侧翼包抄，即试图以己方的正面军队攻击石勒军的侧翼。下面对战斗中刘曜军阵的变化做一梳理：

《晋书·刘曜载记》云，刘曜军本来是在围攻金镛城，得知石勒亲自率军赶来后，刘曜才“使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金镛城在洛阳大城突出的西北角，刘曜军解除围城后，应当是列阵于洛阳城西偏北，基本在谷水以北的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