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第2/6页）

作为一个《纽约时报》人，丹尼尔尊重这个体制。这个体制曾给他带来了补偿和尊贵的身份，它还有希望继续这样做，除非这个体制被年轻的业主突然改变。在苏兹贝格担任业主的头两年，丹尼尔不必担心这种前景——苏兹贝格此时似乎温顺有效地听从特纳·卡特利奇的指导。但在1966年夏末，进入秋天和冬天，在这个组织里就发生了使丹尼尔感到奇怪的事情。即将做出的决定突然地被改变了，似乎来自卡特利奇办公室的态度也有一种微妙的转变，一种沉思和拖延。仿佛卡特利奇的摄政王地位现在被一个来自上面新出现的人物的分量抵消了。

在一个独立的研究公司——麦迪逊大道575号的丹尼尔·扬克洛维奇公司——支持下雇用一组心理学家对《纽约时报》雇员的想法进行抽样调查的计划，看起来有点不明智。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公开地承认，《纽约时报》内部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也是同《纽约时报》不允许外人打听报社内部事务的政策相矛盾，还表明了报社对自己的编辑分析形势并应付形势的能力缺乏信心。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开始使丹尼尔担心起来：如他的首席助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有可能会被调出新闻部。又如卡特利奇在夏天曾告诉汤姆·威克，如果他想在78岁的阿瑟·克罗克1966年10月1日退休后接手克罗克的专栏的话，他就不得不放弃华盛顿分社，但没有预料到威克仍然留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克当时同意了，说如果被迫在管理分社和写专栏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会选择写专栏；但后来不知为何，威克在成了专栏作家后，还设法保住了他分社社长的头衔。

在1966年夏末直接且在个人层面上使克利夫顿·丹尼尔烦心的事情是：根据卡特利奇签发的命令，戏剧批评家斯坦利·考夫曼被突然解职，可是八个月前丹尼尔才雇用了考夫曼，并且对他很满意。考夫曼来《纽约时报》之前在《新共和》工作，在那里他是电影评论家，但他在戏剧方面也有背景：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他受到过戏剧方面的训练，曾在一个保留剧目演出公司中用了十年时间专注于古典作品，写过并发表过剧本，在夏季剧场和别的地方当过导演，在1963年到1966年间担任了纽约教育电视台13频道的戏剧评论家。在被《纽约时报》雇用之前，考夫曼曾被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邀请到时报大楼，谈谈所谓的美国“文化爆炸”、富裕社会的艺术放纵，以及作为对此种形势的反应，《纽约时报》在1962年如何通过组成一个40人的文化新闻部来考察、报道和评价文化场景。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承认，这个部门工作得非常好，但他们不太满意其中一些评论家的知识水平或写作风格，这种风格经常蛰伏在一般化的能言善辩的新闻文体中。当他们征求考夫曼本人对《纽约时报》文化报道的意见时，考夫曼坦率地说，它就像是一堆“文化垃圾”，并且说他所知道的知识界也认为《纽约时报》的评论家不太受尊敬。但他没有把《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家埃达·路易丝·赫克斯塔博、舞蹈评论家克莱夫·巴恩斯、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包括进去。

在指责这些评论家时，考夫曼找不出比这三个人更多的例外了。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也称赞赫克斯塔博女士的工作，他们也曾积极地争取雇用希尔顿·克雷默和克莱夫·巴恩斯。克雷默的评论文章曾发表在《新领袖》（The New Leader）、《评论》（Commentary）和《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似乎比丹尼尔更了解克雷默的工作——但在被正式雇用之前，克雷默不仅同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谈过话，而且也同主编助理伊曼纽尔·R.弗里德曼、文化新闻主任约瑟夫·赫茨伯格、艺术与闲暇组编辑西摩·佩克、星期天版主任丹尼尔·施瓦茨和特纳·卡特利奇谈过话。克莱夫·巴恩斯也差不多通过了同样的程序，但他被《纽约时报》雇用完全是丹尼尔的主意。丹尼尔在伦敦期间成了芭蕾舞爱好者，他和舞蹈家戴姆·马戈特·方廷的友谊得到了克莱夫·巴恩斯在伦敦的《泰晤士报》和《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上的评论，因而开始了丹尼尔和巴恩斯之间的一系列的跨洋电话，进而导致1965年巴恩斯离开伦敦来加入《纽约时报》。

在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征求考夫曼的意见后，在考夫曼几次在他处寻求录用并就《纽约时报》如何改进它的文化报道提出了他的建议之后，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向考夫曼提供了戏剧评论家的职位，取代以前的音乐评论家霍华德·陶布曼。陶布曼是在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开始去写大评论栏目之后继之坐上戏剧评论家交椅的。但由于阿特金森退休，霍华德·陶布曼被派去写关于文化事务的大批判文章了，不再是专门的专栏作家，所以应考虑把考夫曼安排在陶布曼的位置上。他们同意考夫曼至少干这个工作一年半，但也如一个管理者所说，希望“这将是终生的工作”。

考夫曼作为《纽约时报》人的生涯是在1966年1月1日开始的，除了微不足道的对他的复合三段论和缩略称谓的抱怨之外，他得到的只有编辑们的赞扬。但由于考夫曼做评论工作时非常严肃，也许是太严肃了，他很快就在百老汇的一些剧院老板、演员和赞助人中间树了敌。在给业主的几封信中，在某些代表对业主的造访中，他们抱怨考夫曼似乎什么都不喜次，暗示甚至在他喜欢什么东西时，他也不能写出一个卖座的评论。尽管这根本不是事实，但《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私下也觉得考夫曼对剧院有点太乏味了，太职业化了：他感兴趣的似乎只是分析剧本，考察它的劣势和优势，在他的评论中没有创造出足够的激情——那种把许多购票人和剧院联系起来的期待和快乐的感觉。

公正地说，考夫曼具有的问题是《纽约时报》其他评论家没有的，就是《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在他背后进行的马后炮式的批评。这些管理者定期出席百老汇的演出，在萨迪餐厅和纽约周围与剧院老板的投资者有社会交往。他们对剧院有浓厚的兴趣，有一种他们对电影或芭蕾舞、艺术、电视或建筑不会有的信念。考夫曼也不幸在过渡时期加入《纽约时报》，此时任何编辑都不知道新业主和高层管理者的前进方向，还有戏剧本身内在的力量问题。不同于电影评论家，对票房的影响可以因为一部电影能同时在50个不同的城市上演而得以缓和，戏剧评论家的评论是直接针对纽约的一个舞台的，《纽约时报》的轰炸有可能摧毁一台戏剧在百老汇的生存机会以及它在别的地方巡回演出的机会——除非戏剧公演之前票已售完，或者一个明星有很大的号召力，或者在其他出版物上有几次好的评论，特别是沃尔特·克尔在《先驱论坛报》上的评论、新闻杂志和《纽约客》上的评论。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作为一个戏剧评论家的名望和卓越地位，使得他不容易受到来自《纽约时报》编辑或百老汇人士的反批评。在他离开后，《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曾考虑让肯尼思·泰南来接替。他们敬重泰南的判断力和在《纽约客》上的文学风格，并把他看作是一个技巧高超且熟练的外科医生，不用刀也能动手术。管理者普遍同意，在不妥当的人的手里，《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工作潜在地是一个生硬而危险的工具——《纽约时报》害怕权力这样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而觉得泰南可以既满足对剧院严肃评论、责任心的需要，又能使《纽约时报》的读者感到高兴。但泰南本人承认，一个晨报的评论家可以利用一个多小时写出一篇评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写不出这样的评论，另外泰南也急于回到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