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萨拉热窝逞凶（第6/8页）

康拉德始终主张，若与塞尔维亚摊牌，时间因素会攸关成败，但尽管他夸夸其谈，事实表明他太被动，未预先因应可能状况。[53]他批准让现役士兵放假回去帮忙夏收，允许数万士兵于六月回老家帮忙收割。军官也放暑假。因此，当塞尔维亚人对最后通牒给了令奥地利不满意的答复，皇帝于七月二十五日下令局部动员时，康拉德没什么兵力可动员。皇帝于七月二十八日向塞尔维亚宣战时，奥地利军方毫无动静。后来，一九一五年接替贝希托尔德出任外长的布里昂伯爵，以这一被动消极的姿态为理由，反驳外界对奥匈帝国发动战争的指控：他以猜测的口吻表示，“事实表明奥匈帝国陆军完全未做好作战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在幽暗的作坊里谋划出这场战争？”[54]

康拉德的作坊照理应有更好的准备。这位参谋总长已在七月七日向贝希托尔德保证，只要于动员起的五日内清楚俄国的动向，他就应付得了两面作战。[55]然后他的确知道俄国的动向：就在塞尔维亚人不接受最后通牒那天，沙皇已下令莫斯科、华沙、基辅、敖得萨诸军区局部动员。法国总统则从俄国首都向奥地利警告，塞尔维亚“有朋友”。显而易见，此刻该R计划，而非B计划上场，但康拉德就是听不进道理，仍想打塞尔维亚人。但这么做越来越没有胜算。奥地利陆军费力局部动员（只动员四成兵力）时，塞尔维亚人已忙着部署他们的全部兵力。到了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人已征召到四十万人，且已开始集结三个野战集团军。俄国人已开始加快动员脚步，英国人则已开始向德国人施压，要他们逼奥地利人在贝尔格莱德停住（即只教训塞尔维亚但不将其瓜分），透过谈判解决七月危机。[56]

康拉德刻意淡化来自俄国的威胁，仍认为“拿起铁扫把横扫”塞尔维亚较为可取。[57]他的一味昧于形势，令人吃惊。奥匈帝国的参谋部始终想当然地认为与塞尔维亚开打，只是与俄国开打的另一场更大战争的第一步，而未深入思索此举的严重性。[58]康拉德把头埋在沙里，看不见周遭情况狂挥乱打。这样的人不只他一个。七月二十八日夜，奥芬贝格将军与皇帝的亲信顾问暨前驻圣彼得堡武官亚历山大·冯·于克斯屈尔（Alexander von üxküll）会晤，当听到于克斯屈尔把俄国的作战准备说成“虚张声势”时，惊讶不已。于克斯屈尔自信满满地说，俄国“不会插手”。[59]贝希托尔德也在黑暗中摸索，看不到康拉德在做什么。康拉德下令第二梯队十二个师开赴塞尔维亚边界，而非加利西亚，异想天开地认为俄罗斯人会在面临德国具体威胁时打退堂鼓。[60]奥芬贝格忆道，“把我们的军队分割为两部，并非我所乐见”，康拉德打算只以二十三个师对付俄国（兵力太少）、十八个师对付塞尔维亚（太多），并以七个师作为总预备队在这两部之间机动支持。

简而言之，照康拉德的部署，奥地利在各个战线都要吃败仗。他的上司，斐迪南大公死后获皇帝任命为总司令的弗里德里希大公，识见不足，无法修正康拉德的决定。与五十八岁的弗里德里希——至交好友口中的弗里茨尔——见面后，奥芬贝格觉得他乏善可陈：“我们简短聊了些琐事；一如这类人所一向予人的印象，这位仁兄让人觉得无可救药的平庸；由他统领两百万大军，叫人生不起信心。”[61]所幸仍有一条出路可避掉这场即将降临的大灾难。英国大使于七月二十八日拜访贝希托尔德，表示愿意帮忙，并提醒这位外长绝不可再“漠视（维也纳与塞尔维亚争吵的）欧洲层面”。如果贝希托尔德继续漠视，会有一场把所有大国都卷入的世界大战。贝希托尔德告诉英国大使，俄国人不会插手，“因为我们会（向俄国）保证我们无意扩张领土”。[62]贝希托尔德如此谨慎之人，对世局的看法竟也如此天真。

德国人为开战推了最后一把。七月三十日，德皇要弗朗茨·约瑟夫同意以“贝尔格莱德或其他要塞”的控制权为担保，确保塞尔维亚与维也纳合作调查暗杀阴谋，一时之间似乎支持“在贝尔格莱德停住”这条路，但隔天，威廉二世的立场突然一百八十度翻转，向圣彼得堡和巴黎都发出最后通牒。“勿接受英国为消弭战火所进一步提出的建议，”毛奇指示康拉德，“欧洲战争是挽救奥匈帝国的最后机会。德国愿毫无保留地支持奥地利。”

其实，毛奇应该还要补充一句，欧洲全面战争是挽救德国的唯一机会，因为贝特曼已严正表示，“未来是俄国的天下，俄国越来越壮大，像越来越深沉的噩梦重重压在我们身上”。[63]只有战争能防患未然阻止俄国壮大，或者说柏林是这么认为。维也纳与柏林之间这些意见的交换，证实德国和奥地利是掀起这场战争的元凶，而毛奇坦承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事，则提供了更确凿的证据。毛奇写信告诉贝特曼·霍尔维格，说会有一场“世界大战”，诸大国会“相互厮杀”，带来不堪设想的恶果——“几乎整个欧洲的文化会毁于一旦，数十年无法恢复”。[64]但不要紧。一如奥地利人，德国人觉得他们现今享有的军事优势，会在两或三年内被俄国、法国的大规模军事整备计划压倒。那些计划将使俄法两国拥有更多兵员、火炮、基础设施，使靠着一九一三年的庞大军事支出计划而这时仍占上风的德国，将得在公平的立足点上与他们较量。毛奇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卡尔斯巴德告诉康拉德：“拖得越久，我们的胜算就越低。”[65]

而一如奥地利人，德国人也苦于国内的政治乱象。贝特曼·霍尔维格当德国首相已有五年，却从未能在国会掌握可靠多数；他的职责已沦为让国会通过庞大的陆海军预算，抵御社会党、阿尔萨斯-洛林党（“法兰西万岁！”），以及那些挑剔在自家地盘上每个说德语的学校和官员的波兰人。推动战争的势力太强，贝特曼想挡可能也是螳臂挡车。这位总理抱怨，“在军事活动方面”，他未“得到充分告知”，“开战的决定是在德皇周边的封闭小圈子里做出的”。[66]后来奥地利人忆起柏林这些焦虑万分的决策者“害怕、紧张、迟疑、神经质”的特质。他们先后于八月一日、八月三日向俄国、法国鲁莽宣战，缺少了“俾斯麦审时度势的能力”。八月五日英国不情不愿地加入反德同盟一方，在“以防整个西欧为单一强权所宰制”时，德国人的反应是暴怒（且愚蠢）：“多了一个敌人，只是多了一个紧密团结、战斗到底的理由。”[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