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业·工人阶级（第6/9页）

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作态度。我们不必解释便可知道这种工作态度对雇主有利，对工人不利。在劳动市场上，买主的原则是到最便宜的市场上去买，到最贵的市场上去卖，当然他们对正确的计算方法有时知之甚少。但是出卖劳动力的人，一般都不是只想得到最高工资，且只肯付出最低劳动力的人。他努力地想过一种像人的生活。他们也许在为让自己变得更好而努力。总而言之，他们要的是人的生活，不是一笔经济交易，当然这不表示他们对工资高低的区别无动于衷。（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职业性、观赏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当然现代体育运动的模式在本书所述时期还处于婴儿阶段。英国职业足球员开始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们基本上是为了一份工资，加上荣誉，有时再加一点意外收获而踢球，虽然他们在市场上的现金价值很快便高达成千上万英镑。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足球明星要求以其市场价值支付其工资之时，亦是足球运动发生根本变化之日；运动员在美国成名要比在欧洲成名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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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能否把“工人”视为同一类型的人或阶级呢？不同的工人群体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社会出身、他们的形成、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时甚至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都不尽相同。但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共同点呢？

贫穷不是共同点，虽然用中产阶级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所有人的收入都只是说得过去而已——劳工天堂的澳大利亚例外，在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的报纸撰稿人每周工资高达18英镑[28] ——但若用穷人的标准来衡量，工资较高、大体上正常就业的技术熟练工匠，与破衣烂衫、饥肠辘辘、吃了上顿愁下顿、不知如何为其家人寻找下顿饭着落的人之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别。前者在星期天出门甚至在上下班的路上，还会穿一身仿自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服装。然而，确实有条共同的纽带把他们团结起来，即体力劳动和受剥削感以及靠工资吃饭的共同命运。他们之所以团结一致，是因为资产阶级竭力把他们排挤在外。资产阶级的财富猛增，而他们的境况依然岌岌可危。［在1820年至1873—1875年之间，里尔（资产阶级）上层阶级的人数从占总人口的7%增加到9%，而其遗嘱上所载明的财富则从58%增加到90%。“大众阶级”从总人口的62%增加到68%，而遗嘱写明的财富只占0.23%。1821年时他们的财产尚占1.4%，虽然1.4%也不是多大的数字。］[29] 资产阶级越来越排外，对可能爬上来加入他们队伍的人们竭力抵制。有些成功的工人或前工人可能已经爬上舒适的小丘，但小丘与真正由巨大财富堆积起来的高山相比，却又有天壤之别。工人不仅被社会的两极化所逼迫，而且被彼此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所驱使，从而产生共同的意识——小酒馆是城市工人生活方式的核心，一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将小酒馆称为“工人的教堂”。阶级意识最弱的沉默不语，逆来顺受；最强的，则成了激进分子，成了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者，成了未来的社会主义信徒。这两种不同态度的工人又进而联合在一起，因为传统的宗教历来就是社会团结的纽带，他们通过宗教活动而维系了自己的社团。然而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宗教仪式衰败了。19世纪50年代，维也纳的小工匠对壮观肃穆的天主教仪式还感到无限虔诚和欣慰，然而此后便无动于衷了。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他们的信仰转到了社会主义。[30]

参差不齐的“劳工贫民”，毫无疑问逐渐成为城市和工业区“无产者”的一部分。这点可从19世纪60年代工会的重要性日益加强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同时若没有无产者，不论其力量大小，国际工人协会也不会存在。然而“劳工贫民”并非由不同群体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已形成了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庞大群体，一致对现实不满，一致备受压迫，特别是在19世纪上半叶那个艰难的、毫无希望的年代。不过这种和谐如今正在消失。繁荣稳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代，为工人阶级提供一种可能性，即通过集体组织改善集体命运的可能性。但不加入集体的“零散穷人”，就不能指望工会给予多大帮助，而“互助会”（Mutual Aid Societies）能给的帮助就更少了。总的说来，工会乃是少数骄子的组织，虽然大规模罢工有时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此外，自由资本主义还按照资产阶级的模式向个别工人提供非同一般的光明前景，但劳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无法或不愿接受这个机会。

因而分野便贯穿在正在快速形成的“工人阶级”之中。它将“工人”与“穷人”分开，或换个说法，将“受人尊重的人”与“受人蔑视的人”分开，用政治术语来说（见第六章），就是将诸如“聪慧的工匠”（英国中产阶级激进派非常乐于支持他们）与危险的、衣衫褴褛的大众区别开来。中产阶级决心将大众排斥在外。

在19世纪中叶的工人阶级词汇中，没有一个比“受人尊重”（respectability）一词更难分析，因为它同时包含了中产阶级渗透进来的价值观以及冷静、牺牲、不轻言满足的态度，少了这种态度，工人阶级的觉悟便无从谈起，集体斗争运动也无从进行。假如工人运动显然是革命的，或至少是与中产阶级世界分道扬镳的（如同1848年以前那样，第二国际时代也是如此），那么分野就十分明显了。但是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个人改善与集体提升的界线，模仿中产阶级与好像是用自己的武器挫败中产阶级的界线，经常不是那么泾渭分明、那么容易区分。我们该将威廉·马克洛夫特（William Marcroft，1822—1894）置于什么地位呢？我们很容易把他描绘成斯迈尔斯所倡导的自助典范。他是农村女佣与纺织工的私生子，完全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从奥尔丹纺织厂工人爬到机械工程厂的工头，1861年当了牙医，开设个人诊所，死时留下1.5万英镑遗产，这显然不是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财产。他终身是激进的自由党人，终身主张自我克制。然而，他在历史上的区区地位，是由于他同样终身热情推崇合作生产（即借由自助的社会主义），他为此献出了毕生精力。与他相反，威廉·艾伦（William Allan，1813—1874）则毫无疑问坚信阶级斗争，而且，用他讣文中的话说，“在社会问题上，他倾向于欧文提倡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这位激进工人是从1848年前的革命大学里锻炼出来的，他是工程师联合工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新形态”技术工人工会中最伟大的组织——的领导人，以谨慎、温和以及高效率著称；他既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在政治上又是一个忠实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向任何形式的政治恫吓或欺骗屈服”。[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