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前奏（第6/7页）

的确，就拿工人阶级来说吧，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政治前景究竟如何呢？马克思本人也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已被列入日程表。即使在法国，“巴黎的无产大众也还走不出资产阶级共和国，除了在理念和想象之中”。“眼前最迫切的需求还不足以促使无产者要求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他们也无法胜此重任”。当前能够做到的至多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未来斗争的实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才会公开化，“当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当他们与资产阶级的敌对变得更加尖锐时”，便会进而把其余的中产阶级与工人联合起来。[9] 第一步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从一个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人民革命，最后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不断革命”。马克思可能是从布朗基处引来的这句话，反映了在1848年革命风暴尾声中，两大革命的暂时携手。但是不像1917年的列宁，在1848年革命失败以前，马克思始终不曾想过要用无产阶级革命代替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尽管当时构想的前景与列宁十分相近（如同恩格斯指出的，“发动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以支持革命”），但他不久就放弃了这种构想。西欧和中欧不会再有第二个1848年革命。就像他不久后认识到的那样，工人阶级会选择另一条道路。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的涌现和爆发就像一股巨浪一样，在它身后一无所剩，只有神秘和许诺。这场革命，“本来应该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资产阶级却从革命中退却”。各国的革命本来可以在法国的领导下互相支援，阻止或拖延旧政权的复辟，抵挡住俄国沙皇。但法国资产阶级宁愿本国安定，也不愿冒险再次建立伟大国家的丰功伟业。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地方的温和主义革命领袖们也不愿去呼吁法国前来干涉。没有其他的社会力量强大到足以把他们团结起来并推动他们前进，除非处于下述的特殊情况，亦即为了民族独立而对抗外来的政治强权，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济于事，因为民族斗争都是各自孤立地进行，他们的力量非常软弱，难以抵挡旧式强权的军事进攻。1848年那些伟大而杰出的人物，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但不过几个月，就永远从舞台上消失，只有加里波第除外，他在12年后还有更辉煌的岁月。科苏特和马志尼在流亡中度过了漫长的余生，对于他们国家所赢得的自治或统一几乎不具有直接贡献，尽管他们在各自的民族圣殿中均占有一席之地。赖德律—洛兰和拉斯帕伊永远无缘看到像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那样辉煌的时刻。法兰克福国会中那些能言善辩的教授，也回到他们的书斋和课堂中。19世纪50年代，热心的流亡者在伦敦城中构想过宏伟的蓝图，建立过对抗的流亡政府，但现在除了非凡罕见的人物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外，皆荡然无存。

然而，1848年革命并不是没有结果的短暂历史插曲。假如说它所带来的变化既非革命本意所欲，也难以用政权、法律和制度等词汇来定义，即便如此，它仍然是意义深远的。它标志着传统政治的结束，标志着王朝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家长式信仰的结束，至少在西欧是如此。王朝时代的统治者曾一直相信：他们的臣民（除了中产阶级不满者之外）接受甚至欢迎由神意指定的王朝来管理这个阶级森严的不平等社会，并得到传统宗教的认同。诚如诗人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所写的讽刺诗句。这首诗很可能是针对梅特涅，但格里尔帕策绝非革命者：

这是谎言，请不要信赖他的名望。

正统者好比著名的堂吉诃德，

在真理和事实面前，却相信自己聪明无误，

至死仍然相信自己的谎言。

这个年老的蠢人，他在年轻时就是个无赖，

不再能正视眼前的真理。[10]

从那以后，保守势力、特权阶级和富贵人士，必须采用新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甚至意大利南部那些肤色黝黑、愚昧无知的农民，在1848年这个伟大春天也不再拥护君主专制主义，不再像他们50年前所做的那样。当他们向整个意大利进军之后，便不再对“宪法”表现出敌意。

社会制度的维护者不得不学习人民的政策，这是1848年革命所带来的重大变革。甚至连普鲁士大地主［容克（Junkers）］那类最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在那年也发现他们需要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报纸。这项观念本身就与自由主义有关，不符合传统的统治观念。1848年普鲁士极端反革命派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俾斯麦，日后曾示范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政策性质的透彻理解以及对其技术的熟练掌握。然而，这方面最显著的政治创制却发生在法国。

在法国，工人阶级六月革命的失败遗留下一个强大的“秩序党”。秩序党能够镇压社会革命运动，但无法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甚至没有得到许多保守派的支持，保守派不愿由于维护“秩序”而使自己烙上当时执政的温和共和派的显著标记。人民仍然处于激动的状态，无法认同有限的选举：直到1850年，仍有为数不少的“下贱大众”——全法国约占1/3，巴黎约占2/3——没有选举权。但是，如果说1848年12月法国人没选出温和派出任共和国总统，他们同样也没选择激进派（没有君主主义者竞选）。选举的赢家是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拿破仑大帝的侄子。他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选票——740万选票中的550万张。尽管他终将被证明是一个极其狡猾的政治家，但当他在9月底进入法国时，看起来却毫无资产，只有一个具有威望的名字和一位忠诚的英国夫人的经济支持。显然他不是社会革命者，但也不是保守主义者。事实上，他的支持者利用他对圣西门主义（Saint-Simonianism）的兴趣以及他对穷人众所皆知的同情，使他获得支持，但从根本上讲，他能获得竞选胜利，是由于农民坚定地投票给他，他对农民喊出的口号是：“不再加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此外，就像马克思所写的那样，由于反对富人掌权的共和国，工人们纷纷投票给他，因为在工人眼里，他意味着“罢黜卡芬雅克（Cavaignac，他镇压了六月起义），驱除资产阶级共和派，废止六月的胜利”。[11] 小资产阶级投票给他，是由于他没有表现出支持大资产阶级的态度。

路易·拿破仑的当选证明，甚至是普选式的民主这种与革命认同的制度，也可以和社会秩序相一致。甚至普遍不满的群众也不一定必然选出注定将“颠覆社会”的统治者。这一经验的深远教训并没有立即被人们汲取，因为路易·拿破仑本人不久就废除了这个共和，摇身一变成为皇帝，尽管他从不曾忘记，维持他重新施行的普选制度并对其进行妥善操纵，在政治上是大有益处的。他将是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领袖——不运用简单的军事暴力，而是利用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公共关系的手法。这种方法可以让他从顶端轻而易举地操纵整个国家，而无须从其他地方入手。他的经验说明，“社会秩序”不但可以打扮成赢得“左派”支持的力量，而且在公民已被动员参与政治的国家或时代，这样做是必需的。1848年革命已经明确地显示，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政治民主派、民族主义者，甚至工人阶级，从此将永远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这场革命的失败可能会暂时使他们离开视线，但当他们再次出现时，便将决定所有政治家的举措，即使是那些对他们毫无同情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