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跑偏的“三驾马车”（第2/3页）

朱元璋死了，孙子朱允炆继承皇位，就是建文帝。这时候又有人向他举荐方孝孺。经过洪武年间的血腥清洗，这时候的帝国权力系统可以说陷入了人才荒。朱允炆把方孝孺从汉中召来南京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将其升为侍讲学士。职务级别虽然不是很高，只是从五品，但却很有实权，建文帝非常倚重于他。

君臣二人的关系亦师亦友，每遇国家大事难以决断，朱允炆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方孝孺。可以说，方孝孺成了朱允炆智囊团中的一名政务高参。这种依赖性并不仅仅局限于政务方面，就连平日里读书学习遇到的疑难问题，建文帝朱允炆也会去请教方孝孺。建文帝上朝处理政务，对官员们的提议，有时就命方孝孺当场批答。同时方孝孺还是修撰《太祖实录》领导小组的组长。燕王朱棣起兵后，朝廷讨伐他的诏书和檄文都是出自方孝孺之手。

在年轻幼稚的建文帝当政的四年中，比皇帝大二十岁的方孝孺充当着朱允炆精神导师的角色。意气风发的朱允炆对学识渊博、人品出众的方孝孺寄予了无限的信任与期望。四十出头的方孝孺正值一个男人开创事业的巅峰期，他的政治抱负正在一点点实现。

眼前这个青春勃发、宅心仁厚的书生皇帝，对他的这位老师尊崇有加。君臣同心，朝堂之上一片和谐。他们在成全对方的同时，也在成全自己。

建文帝执政的四年时间，正是沉寂半生的方孝孺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的四年，也是他一步步滑向权力深渊的四年。在建文帝朱允炆打造的帝国上层权力结构中，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犹如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三人均是帝国的饱学之士，更是书生中的道德标杆。他们的言行为天下读书人所敬仰，普天下的士人都愿意追随他们。

朱允炆本来就是性情温和之人，而他所倚重的这“三驾马车”，更是文人中的典范。自古以来，书生治国并不缺乏飞扬的激情，也不缺乏理想化的施政纲领，缺乏的往往是掌控政治全局的能力。

而这时候，弥漫在帝国权力中枢的书卷气，使得朱元璋留下来的铁血政治来了个大转变。建文时期的“三驾马车”，定下了以儒治国、以礼治国的治国基调。建文帝与三人进入了一个你侬我侬的蜜月期，君有情，臣也尽心。朱允炆的执政理念与他的皇祖父朱元璋是截然不同的，两人的不同是颠覆性的不同。朱元璋奉行的是个人专制和铁血规则。而对于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这“三驾马车”来说，建文帝对他们的倚重与信任，给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动力。可惜的是这种动力并没有及时转化为治国的效率，文人的高度热情换来的却是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冒进，这就在无形之中拖了帝国前进的后腿。

“三驾马车”跑得虽然十分卖力，却让人感觉有跑偏之嫌。留给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跑得越卖力，离他们的目标反而越远。

“三驾马车”左右了建文帝朱允炆短暂的政治命运。虽然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联手打造了“建文新政”，但哥儿仨在具体分工上却各司其责，齐、黄致力于削藩，方孝孺忙于推行新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方孝孺是建文帝执政期间的总设计师，总揽全局。建文帝的这种做法改变了朱元璋时代那种独揽大权、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局面，无形中扩大了臣属的权力。

用后来明成祖朱棣的大臣姚广孝的话来说，方孝孺是天下读书人的种子。既然是种子，就要发芽、开花、结果。在治国方面，方孝孺倾向于复古，试图以《周礼》制度来重新界定大小诸司的品级和阶勋。

在官僚制度的改革上，朱允炆与帝国的前任领导朱元璋唱的是反调。朱元璋对文臣学士及士大夫阶层是没有什么好感的，甚至怀有一种敌视情绪。他创设的廷杖制度，可以说就是为文官量身打造的。稍有不满意，在朝堂之上当场扒下裤子，摁到地上，廷杖翻飞，血溅玉阶，肉飞金陛。文官们大多文弱，又爱惜颜面，这般肆意摧残和侮辱，简直让他们生不如死。

与朱元璋相比，朱允炆显然要比自己的爷爷朱元璋温柔得多。这种温柔更多是为了修正杀气过重的帝国制度。这种制度上的软化除了朱允炆的性格使然，更多是来自方孝孺等人的影响。为了将天下读书人散了的心重新缝合起来，方孝孺提议归还文官应有的地位。

建文帝与方孝孺等大臣在以仁义礼乐治国的理念上的是高度一致的，正是这种和谐一致，建文君臣才营造出有别于洪武年间“铁血政治”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在方孝孺的大力倡导之下，建文帝重新设定官制：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列侍郎以上。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建文帝第一次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制以后，将分掌天下各项政务的六部尚书的品秩定为正二品。相比那些动不动在朝堂上就被打屁股的文官，帝国武官的地位显然要高于文官，比如中央的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的品秩都是正一品。

在方孝孺的建议之下，建文二年正月，建文帝下诏更定大明官制，大致内容如下：将六部尚书由原来的正二品升为正一品，增设左右侍中，其位置在六部侍郎之上；将地方文臣中的布政使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将都察院改名为御史府，其长官都御史改名为御史大夫；将都察院下属的十二监察道改名为左、右两院，左院叫拾遗，右院叫补阙；将通政使司改名通政寺，原通政使改称为通政卿；将大理寺改名为大理司，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光禄寺卿改称为光禄卿；在翰林院下重新设立承旨，将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改名为文学博士；在詹事府下增设资德院；增设文翰、文史两馆；将殿阁大学士一并改名为殿阁学士，内各设学士两人；将明皇宫的谨身殿改名为正心殿，增设正心殿学士一人；增设亲王宾辅，提高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少卿丞和国子监丞等官的品秩等。

建文帝改革地方官制、精简机构的措施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撤销的机构大多与收税有关，建文帝在位的四年仅增设了一个河泊所。大量地方机构尤其是税务部门的裁撤，大批冗官冗员的淘汰，减轻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这种文官制度的修订，是建文帝加强文官之治的开始。他尝试着把权力重新交还给六部尚书，这显然是对于朱元璋专制制度的一种矫正。

建文帝扩大了国子监和翰林院的职责和人员编制。这样就传递出一个信号：皇帝正在从教育和训练太子及年幼皇子方面入手，普及儒家文化。他希望以修齐治平理论来重新构建一个崭新的帝国。他还在君臣之间的礼仪上做出了规定：亲王对自己的老师要以礼相待，谈话的时候，老师不必称臣，可以只称姓名。建文帝这么做就一个目的，那就是尊崇儒家文化，以仁义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