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5/5页）

可是纵如此，我如何能对母亲说，“妈妈，只怪你出生不凑巧，前面没有逃脱旧社会的遗毒，后面见不到新社会的光辉”呢？

1950年我在日本，弟弟在美国，妹妹也往青岛，留着母亲在湖南。在土地改革期间幸亏乡人留情，他们公认我家对付佃农虽属剥削，却无刻毒情事，所以除了房屋家具衣服和妈妈积储的金饰一并没收之外，准予放行，未作人身上的留难。从此她受我妹妹及妹夫赡养。

1952年弟弟已获得博士学位，即一意返国，妹妹也来信说妈妈在亲手造萝卜干、腊八豆，准备欢迎儿子。这时候我自己已不能回国。但是也仍在劝阻弟弟回国。从此母亲即再未与儿子见面。

她最后三年不能行动，风瘫卧床，凡洗涤饮食都赖我妹妹服侍。最后因脑溢血去世，也无人在侧，只有我外甥女返家发现姥姥已无呼吸，才传告邻居。我想她希望和儿子见一面的痴望，使她挣扎了这许多岁月。我想时不忍想，常常找其他情事推托。家琦是我的弟妇，她说我弟弟有时夜中醒来仍在哭着，他已在梦中见到妈妈。以他的习性，他不会赞同我发表这篇文字的。只是我已经写过一段中国近代史，以上这节人身经验，也是历史的见证。我不能假装着“纯孝”，或是永远藏匿着心头隐痛，而将此节史料遗弃，也将妈妈及和她同一代的母亲的牺牲抹煞。

1998年5月10日－1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