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2/5页）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为着衣食，长久的不在家。我们自幼的教养全由妈妈负责。她又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也无旁人在侧询问。她只循着她父亲的办法——律子要严，以致她的指教，处处拂我意。她为着省钱，要我们穿自制土布衣鞋，我羡慕同学的帆布橡胶底球鞋，故意将鞋在水坑里弄脏。我们在乡下的时候，我和同伴到田间去采桑叶捉蝌蚪，我有两次掉在水里，经人救起，从此我就不能随意外出。妈妈的使唤，使我非常不快，虽然我到头总是服从，但是总少不得顶嘴。在我的记忆中，我少被鞭打，大概一生之中也不过两三次，只是被责骂实为常态。妈妈一责骂，我就回口，这样她认为我们是“母子不和”。

我小时候也曾欺负弟妹，争吵时仗着个子大打他们。我还学着一种顽皮的办法，称为“画地为牢”——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圈不许他们出来。我还欺骗弟弟。我们两三数天有三个铜板的零用。我用的总是不够，弟弟总是留着不用。我就和他商量，如果他将他的三个铜板借给我，我到头加倍奉还。这口头契约也未注明年月，到头总是我们意见不合，他吵着要账，我无存款可还，于是妈妈代还，只付本而不付息，弟弟又吵嚷。妈妈要弟弟妹妹记着，我是“拍虎大王”。

多年之后，我修习到心理学才知道兄弟姊妹间的相互排挤，称为sibling rivalry。父母子女间的爱恨参半，则为ambivalence。但是在我外祖父的世界之中，这一套全不存在。人非孝子即为逆子。幸亏我生已晚，我刚一岁外公即去世。听说他生前一度惩罚我大舅的办法，乃是用铜制旱烟管向头上敲，也不顾及儿子可能因脑伤而终身残废。我的母亲在这种环境气氛下长大，她之教养我们已较外公开明多矣，可是与现今各大学之儿童心理学又尚有一段长远之距离。

这种家中琐屑之事，也仍与我们所读现代史有关。原来这时候，不论上下，我们都已生活在历史的大转变之中。鲁迅与周作人兄弟间小时的嫌隙，就在数十年后仍出现于两人文字之中。在30年代我们年轻人对蒋介石有高度的崇拜，他每发表文告，常用对他母亲的孝思为题，和我们企望着他能借着文告表示英雄色彩的想法大相径庭。直到不久之前，我阅及《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其实这也是毛思诚代写的一本自传——方领略到他的孝思，并非自然的对母爱的一种表露。而是浪子回头，追怀母教，在伦理上的一种自矢。蒋母崇奉民间式的佛教，极端的迷信，极端的保守。她对蒋介石也不时“夏楚”——打手心，尚且在他十四岁不到的期间，指定他和毛福梅成婚。以常情而论，她不可能对蒋之辍私塾，进新式学校，又弃文就武，入保定军官学校，被保定开除，再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堂；振武毕业见习之后又不继续任士官，而参加革命的这一段推怀置信地赞同。（如果她曾一度支持，难道文告中竟无一字提及？）况且以后蒋又赌博嫖妓做股票生意，“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都系蒋忏悔之辞），更不能为蒋母所喜。至此我们也可以想见他们母子相处，爱憎相伴的概况，与日后追悔的线索了。

毛泽东对他父亲的憎爱更为尖刻。替他作传的人不断地指出：毛从小就反抗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支持父亲的佃农，拒绝为父亲的田亩工作，将替父亲收回的借债散放与穷人。这种在家里就反抗权威的幼年经验可能已经奠定了他日后领导农民革命的基础。可是毛泽东在1959年回到湘潭韶山故居，仍向他父母坟墓前三鞠躬，将一把松柏枝贡献在土垄上之后，又再三鞠躬。同行的人立在毛后，也随着三鞠躬。可见得毛一生做革命领导人，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慎终追远”的观念。

我和母亲间的恩怨当然没有如这些领导人的显见突出。可是这样说吧，我从小受教就缺乏一种母子之爱，出诸天性，如小孩放学时，情不自禁地奔向妈妈，双手围在妈妈脖子上亲热的经验。大概初省人事，就沾上了一个子女应当孝敬父母的观念。直到小学六年级，才有机会读到谢冰心的著作。这位女作家所叙母爱，显然的为外来文化的产物，我们只能羡慕。

即是刚一暴露于这种新时代的文艺读物，也至为短暂。小学六年级，我们读过《爱的教育》，也读过叶绍钧的《寒晓的琴歌》和朱自清的《背影》。可是一上中学，教程又全部放弃这种“卖浆者言”，而是一意复古，以“巧言令色，鲜矣仁”为依归了。

我父亲四十岁生我，母亲也二十八岁，到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爹爹已五十岁，但是他做过革命党，当过将级军官，也有四出旅行的经验。妈妈近四十岁，裹过脚，只会讲乡下话。和人家年轻的妈妈相较只有使我觉得自惭形秽。

家里穷也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辱的根源，现在想来这种状况实不可免。我们乡居的时候，每年收租三百石，俨为当地大地主之一。自迁居长沙之后，凡房租电费佣工街上人力车费都为以前所无，我们的衣服食物学费医药也较前倍增。柴米菜蔬以前采摘自田间，现在都要出钱购买，饮水出自城南的白沙井，称为“沙水”，洗涤用水则汲自湘江称为“河水”。每天有小孩兜售，唱呼“要沙水不？”“要河水不？”这种消耗都为额外加添。居城一年，我家即感家用不敷。爹爹自脱离国民党后，只能在各县政府做白头胥吏，自己住在任所，另有开销，薪水沾家仍不足。也不时失业，于是变卖田产。从此我家稻米收入每年只百余石，为以前的一半。长沙的“机器碾米”每石九至十元。长沙东乡的稻米则每石只卖得二元。每年秋收妈妈坐独轮车往乡下粜谷，付税之外所得二百余元，只足供家用之一小部分。卖田的一千五百余元，存入一家米厂，凭存折支取。我上中学的六年期间即每两三月必往连本带息地支用，因此储蓄浸淫日减。到抗战前一年我上南开大学时，这本存折的底数已低至最后的一百元。

我上中学的时候上衣必穿制服，黑色粗布，上有领章。但是裤子没有限制。时尚的为蓝色哔叽制，可以烫出笔直的褶痕。男孩子头发沾油，皮鞋擦亮，穿着这样哔叽的裤子，最为女孩欣赏。我为着自己的时髦，逼着妈妈从她悭吝的口袋里五元十元地掏出来，供我作赶上时尚的花费。她稍一推拒我就蹬脚叫嚷。这时候我从没有想到母亲面对着入不敷出的家计，丈夫也快六十岁，又丝毫无增辟财源的可能，心中的焦虑与恐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