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第2/3页）

从北伐到抗战这一阶段，国民党之所作为即是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连现代型的军队在内。蒋家军虽然以“黄埔嫡系”为中心，其他军阀杂牌部队也随着兼容并包。即如我们的驻印军新二十二师由杜聿明的第五军抽来，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即系财政部税警团的后身。新三十师由四川的第二十五补充兵训练处扩充而成。密支那战役之后，史迪威认为新三十师作战不力，将师长胡素和两个团长一并撤职，限二十四小时离开缅甸战场，遗缺由其他两师的部队长升级接充。这事曾和重庆统帅部发生相当的摩擦。表面看来史迪威不顾中国的政治背景，只以军队效率为前提。可是在他不知不觉之中业已另自构成“洋将史家系统”。要不是他自己不久之后，被蒋委员长要求免职，他之作为的后果尚不能臆度。

只因为兵工与军需都是临时筹措，也无法全盘支配。所以我提议研究这段历史时，历史家不要先存有当日中国已是一个统一基础稳固完善国家的想法。实在此时应由体制不合时代或已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很多情形之下，青黄不接大可以和魏晋南北朝一段比拟。很多人物的举动也和《三国演义》所叙接近，即是在地缘政治中行止未定，只能以人身关系为依归。张发奎称“铁军”，以叶挺做先锋、贺龙任包抄、黄琪翔为预备队，战无不胜，也并不是战术高妙，乃是数人意识形态接近，又在统御经理上互相信任，结为盟友死士，才能充分的分工合作。后来环境变迁，各人也不能再创奇迹。

国军将领中“贪污无能”的情事，诚然有之，但是这是一种组织不够条件的现象，不是败坏大局的原因。穷究其极，还是国家缺乏适当的资源去支持三百多个师，因之不能避免采取包办制。我任少尉至少校的一阶段月薪一再调整，总不外值美金三元五元，只是在南京时，同公务员待遇，不时尚发得食米五斗、布料一段，有时甚至香烟一条、酱油若干（各人自备瓶领取）而已。其在野战军里实等于无给制。高级将领既要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又要周济家人贫病的部下，不能不控制一部分的钱财物资。可是假公为私之门一开，即无法区分贪污与不贪污。及至内战的尾段，中枢以飞机将钞票运至前方，报载前方将领又以飞机载运回后方购买物资，甚可能实有其事，当日物价三日五日大涨，除此之外无从保存纸币之购买力。

美国在华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少将（David Barr）以后在美国国会作证，他任团长时国军未曾缺乏弹药器械。这话题也值得研究。军火与装备的总吨位，不是决定战局惟一之因素。装备既加重，交通通讯的器材也要成比例的增高。既有繁复之后勤，又需要社会上生产与分配的条件做同样的支应。这有如一个人之体力，与骨骼血液和神经系统甚至整个健康互相关联，非筋肉可以单独奏效。以后美国的“白皮书”出，内称装备国军三十六个师，历年也耗费美金二百亿元。曾参与接收物资的刘德星少将（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谋，不知何往）就和我说及这并不是有计划按比例的供应。当中估价的情形不说，只是美军复员时弃置在太平洋上各岛的物资，此处弹药一堆，彼间香烟奶粉若干，一并加入计算。以后前往东北之国军，所穿制服靴鞋不合分寸，多余之装备无从转运。也有其他战区野炮一营在战场上只备有炮弹五百发，部队长吝不敢用最后连弹带炮被共军掳获等事。可见得只叙实情不提背景，仍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双方都想避免贫穷

这样说来1945至1949年内战的意义何在？

内战仍是中国从农业管制之方式进入而以商业条例管制社会的大过程中之一环节。简概言之，国民政府因着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一个高层机构的工作业已初步完成，此时虽仍有正规部队与杂牌部队，嫡系与旁系，军队在大前提之下已受统一军令之支配，军阀割据之局面从此失去凭借。所缺乏的是下层机构。这时候农村里面的保甲，仍与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为表里，即纵经整理也只能供应曾国藩式的湘勇，无从支持为数几百万以铁道汽车运兵的现代军队。

国民政府的着想乃是接收大量的外援，将城市及沿海的经济力量辐射到乡村中去（以后在台湾就大体上用这政策成功），可是以问题及范围之庞大，如果行之于大陆，等于要美国国民平白供应中国国家支出数十年并且为之动员设计，也难免不派兵长期驻华。所以杜鲁门及马歇尔的不介入之方针，并非全无历史眼光的短视政策，只是如此说来中国的问题输血既无着落，只有开刀。在此我们也可以注意白修德在《雷声后之中国》说出：“中国若不改组，只有灭亡。”

中共的决策，简言之即是开刀。只是今日几十年后有了历史之纵深我们可以指说“打土豪分田地”并不是本身之目的。其在历史上的意义，有似隋唐之均田，亦即造成一个共同的低层组织，作为府兵制及租庸调的税收政策之基础。此时中共全面的避免都市文化，也忽视高层机构。大兵团的行动只用无线电协定，表面看来好像从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倒退一步，可是从此即在农村之中造成了一个稳健的基础。林彪谓之为“以乡村包围城市”，其实人民解放军的战胜国军，得益于其就地征兵取粮，补给线缩短，无防御性的顾虑（即是延安根据地也可以放弃），因之战斗意识旺盛。在这多方面有似于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其均一雷同之组织，战败北宋。10世纪以来的赵宋王朝担待着一个多元经济和城市文化的负担，很多看来有利的因素放在广大的疆域里，只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缺乏组织与结构，徒为大部队行动之牵制与顾虑，却又不能放弃。国民政府在1945至1949年间的处境与之相似。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一直维持着若干战时体制的性格。他们的设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这一观念直到1985年6月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才正式宣布放弃（见北京周报社1987年出版的《中共十三大与中国改革》，页五三）。又在建立人民共和国后，“据估计三十年来在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蔽的农民总贡赋为六千亿元以上”（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发展研究通讯》1986年12月总第四十五期，页五）。所以从历史的长远角度看来，他们群众运动仍着眼于马克思所谓“原始的存积资本”并非遂行共产主义，从延安住窑洞到深圳建造摩天楼当中有了一段极长远的距离。内中情节，不是我们“褒贬”所能左右动摇的既成事实。即使将之“三七开”或“七三开”也无益于事。中国的内战彼此驱农民作生死斗，与美国南北战争时两方都由中产阶级人士积极参与支撑的不同，因之无从将之解释而为一段读之不倦令人徘徊景慕的事迹。可是虽如是，中国经过内战业已达到体制上改变之转机。此后之发展在中国历史内无成例，却可以与17世纪以降西欧各国尤其英国与荷兰纵横曲折的经过遥远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