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给我的影响（第6/6页）

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奠基者

至此中国历史才确切地与西洋文化汇合，我们读西欧近代史才更了解今日中国在历史上之旅程。反过来说，我们亲临着中国变动期间之事态，也更对英国史、法国史、美国史、日本史等多一重认识。面临这种机遇，我不仅自己业已无法分身，也曾建议李公让其他合作者完成《科技史》之技术部分，他自己集中于卷七结论部分，着眼不仅在科技，而着重英文书衔之“文明”（civilization）。李公1942年任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主要之任务在使中国人士了解他们自身文物上之成就，此目的经他数十年不断鼓吹，成效已超过预期（我自己即深受他的影响）。至此之领导力量大可指示我们今后出处。我的写作既已多承他的启示，我们也于1973年即有约，所有研究成果，彼此均得个别发表，但有的共同使用，我之书刊如有一得之愚，李公及其合作者亦可采用于《科技史》无须征求同意。但他不愿如此，只在卷七注释中提及拙著《中国大历史》。

中国社会经济情形如何促进或迟滞科技之发展？诚然一个负问题，不易获得正面答案，可是今日看来当中亦必有一个用进废退之概理。我们已经看到传统官僚主义之社会凡适用于官僚主义之事物则提前占先，不适用之事物即罕有注意，官僚主义既注重间架性设计，即对精确之衡量无用场，其对称与均衡有助于诗词歌赋与山水笔墨，而无意于三角及微积分。反面言之，一个现代社会乃一个商业为主体之社会，其中各种事物均需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则标准化、成批制造、合作分工、细处协定均成为时尚要求。惟其能锱铢计较才能在精微之处讲求效率。因着20世纪之演进其情形愈为明显：大凡科技原理，已被发现部分及尚待发现部分，古今中外通用，因属自然法则（此李公称law of nature，以别于natural law），实为上帝赐予全人类。但已发现部分、通用部分及粗率解释部分（通常称为曲解或误解）代表当时当地社会之形貌。中国社会为多数农村之大集团，其科技亦代表此等社会对宇宙之了解。现代社会代表全世界通商分工合作，科技之发现及引用，亦随时代转移。不仅传统中国之阴阳五行李公称为“档案箱”（file cabin）者须代之以可以用数目字证明（此亦李公语）之科学，即牛顿之光线为微粒说（corpuscular theory）者亦早已为波状说所取代，其演进当然与社会经济有关，因为经济亦不外生活之另一面。是以牛顿为剑桥大学教授，亦为英国造币厂厂长，即李公与我在职务庶务之遭遇，亦仍社会经济转变过程中之小波折也。

我虽说今日中国已经体会到历史上之突破，但并非所有问题均已解决（有些问题永不会解决，而且旧问题解决必有新问题）。我想很多同业已注意李约瑟不仅为科学家、作家与历史学家，尚为“人本主义者”（humanist）。我不时听到他说起：“为什么这样的没有心肠！”他对中国的爱好，一部分是由于中国人本主义的传统，今中国在重商主义之下造成新体系，如何保存人本传统？时下内地农村剩余人口往城市觅工者以亿计，在城市内由低效率国营事业裁减的冗员冗工又经常成千上万。不久之前香港行政局议员南顺集团总裁钱果丰博士亲历此情景，就呼吁应在科技方面补救。传统科技与新型工业之间是否可找得折衷而过渡的出路使他们就业？隔洋东望剑桥，我们深望李敦研究所的同事们在继续完成李公遗著时，也在这些现实的问题上，找到切实的答案；也更希望出资资助研究所的先生们，从这些地方着眼，继续支持，使李约瑟的精神长驻留于后人心目中永垂不朽，不要人亡政息。

1995年《历史月刊》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