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上帝死了！天王万岁！——血雨腥风天京城（第7/10页）

张丞实查了几天，确实查到有杨大鹏此人，但此人被杀，根本没有儿子。张道员办事认真，却查出另外一个事情：杨大鹏所居三角坪不远处，有个老头名叫梁人泰，其妻姓杨。此人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生子名梁宗清，小名“禾乃”，生性顽劣，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出逃在外，不知所踪。梁人泰听说清政府彻查杨大鹏案件与太平军“东王”的事情后，心里不踏实，怕自己的儿子梁宗清逃出老家后加入“长毛”，姓母姓改名“杨秀清”，立刻自首。梁人泰害怕事发受累，因为根据清律，大逆乃是“族诛”重罪。

张丞实报告上交后，时任骆秉章“师爷”的左宗棠为人慎重精细，经过审慎验正和推敲后，以骆秉章名义向清廷秉奏此事原委：

臣前奉谕旨，……当密札署衡永郴桂道张丞实往耒阳县密查逆首杨秀清是否杨大鹏之子，并杨大鹏有无子侄亲属在外年久未归之人，密速禀覆。旋据禀称奉委后遵即驰抵该县，查杨大鹏本姓欧阳，系耒阳西乡哑子山（即瓦子山）人。其弟杨大鸿、杨大鸠与杨大鹏之子石来、二来均已照例缘坐，所抚异姓子钟绍宗当经解省释回归宗。随经确切密查该逆杨大鹏并无子侄亲属在外数年未归之人。往勘该县西乡哑子山系欧阳族人勘居之所，检查谱系，该逆杨大鹏自其本身上三代均系独子单传，该逆始有同胞兄弟，均经查办，并无余孽。差传族长里邻查讯核实谱载相符。又查三角坪在该县北门城外，仅止杨平龙一户在彼居住，父子四人，其子均幼，现在家耕读生理，调核宗谱，并无杨秀清之名，是逆首杨秀清实非杨大鹏之子，确有可信。据该护道禀称离三角坪不远，苏家巷地方有民人梁人泰闻查办严紧，具禀称民现年六十九岁，原娶杨氏，于嘉庆十八年生子宗清，乳名禾乃。杨氏故后，续娶严氏，宗清不听教训，于道光十九年逃去在外，至今杳无音信，恐其流而为匪，恳求关拘究办，以免后累。当询署耒阳县知县张济远，据云该民素称良善，现据该地方保充团长，其子宗清逃去在外，为匪与否实无确据。臣于接到张丞实禀后，复密饬衡阳县教谕吴宏焘就近改装易服潜往该处详细查访。唯逆首杨秀清前据逆犯洪大全供系广东人，湖南屡次生擒匪党有供称该首逆系广西壮人者，亦有供称广东人者。该逆党坚交秘，不但其真实姓名不可得详，即籍贯亦无从指实，要之非杨大鹏之子则断无可疑。至该民人梁人泰之子梁宗清是否流入匪党，尚未可知，安可以影响疑似之谈，遽行提省质问，致无辜枉受株连。拟俟吴宏焘确切查询明白后，再行分别办理。事关重大，臣自当详慎酌办，断不敢掉以轻心，谨据实覆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也就是说，左宗棠认定，杨秀清不是杨大鹏儿子，也不是梁人泰早年在家惹事后逃跑的儿子梁宗清。这件事，从政府层面，在当时已经被压了下来。

但是，常德士绅杨彝珍深觉左宗棠是故意隐瞒事实，由于他本人有功名在身，是“翰林院庶吉士”，就上书清廷，认定杨秀清就是梁人泰之子。清廷中有人信以为真，下令当地政府毁掘梁人泰家族的祖坟。挖坟就是毁风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政府常用这招来断绝造反者的“龙脉”，（最显著的就是明末挖掘李自成祖坟）可巧的是，梁人泰祖坟被刨只过了几个月，“天京事变”发生，东王杨秀清被杀。

闻知信息后，杨彝珍认定自己为大清建奇勋一件，深信他一纸奏文毁掘了贼头家祖坟，才使杨秀清断头。洋洋自得之余，杨彝珍写诗道：“冢遁金蛇孽运终，连天烽燧遂销红。不矜一纸神通力，恐掩熊罴百万功。”为了详细说明他此诗的背景和功劳，老杨详细引摘了张丞实的报告内容，认定梁人泰之子梁宗清出走后改姓母姓，并把乳名“禾乃”合为“秀”字，起名“杨秀清”。这位杨爷根本不知道杨秀清衔名“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中的“禾乃”，其实是太平天国教义中的一种宗教称呼：“今当禾熟之时，即得救之候。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洪秀全《钦定前遣诏圣书》）

杨彝珍的自吹自擂，当时还真有不少人相信，连大文豪俞樾（杨彝珍同年好友）都为此事作文吹捧，故而以讹传讹，直至现在还有学者在研究杨秀清的“湖南”籍贯问题，显然是读书不多之误，把传说当成“悬案”来考证。

更可笑的是，官修历史的杜文澜既不知胜保奏章，也没看过张丞实的调查报告和左宗棠为骆秉章所写的奏折，牵强附会，以杨彝珍笔记和诗后记当成真事，把传说当成史实记入“正史”，造成日后一连串的“考据”与“调查”。

附：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

（说明：在这篇文献中，对于太平天国领导人均以数字提及：“第一位”指洪秀全，“第二位”指杨秀清，“第五位”指韦昌辉，“第六位”指石达开，“第七位”指秦日纲，“第八位”指胡以晃。

读这两个西方人叙述，可以与国内“天京事变资料”加以互证。但“西方人”的叙述不可能全令人信服，比如爱尔兰人肯能的叙述就有夸张之处，而且这两个人对杨秀清与石达开的关系也不十分清楚。但他们描述了韦昌辉、秦日纲二人受鞭刑的事，非常有价值。可以发现，文中对胡以晃的记载不正确，此人之死是病死在江西，不是在天京事变中被杀。）

“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

《中国陆上之友》，1857年1月15、21、31日之记述

密迪乐关于中国的近著在谈到英国皇家军舰“何默士”号南京之行和其他事情时，曾提到雷诺兹（E.Reynolds）先生，正是这位先生善意地将这篇叙述交给了我们。这是他根据两名欧洲人中某人的口述撰写的，这两个欧洲人在南京逗留了数月，几天前回到上海。我们对叙述其经历的这些人有所了解，因此可以确认故事是真实的。令人遗憾的是，本报今天只能刊登一两栏。东王（杨秀清）及其党羽无疑已遭杀戮，著名的琉璃塔确已被毁，极端的狂热情绪已处于失控状态，而我们本希望那里的情形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镇江和南京——原始的叙述

……

我们（两名欧洲人）离开了大部队，从城西距琉璃塔约第三个城门入城。我们身穿中国服装，通过了第一道门，但在过第二道门时被阻。我们与门卫一同进餐，他让我们等待允许我们进城的命令。在停留城门期间，我们吸引了不少观众，过道上挤满了过往行人。我们被带到第八位（胡以晃）处，他问我们是否认识一位名叫安东尼（Antonie）的意大利人，他们称他为“罗大纲”（Lo-ta-kang）。此人很受首领们的恩宠，跟随他们已有三年半左右，是从吴健彰所雇用的葡萄牙快艇上开小差加入他们行列的。我们不认识他，也从未见过他，我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他们说，他膂力过人，佩一柄14斤重的剑。当清军向他射击时，他就倒地装死，等到一群清军涌上来想砍下他的脑袋时，他便突然跃起手刃其中的两三个。他享有特殊待遇，被拨给钱买他似乎十分嗜好的鸦片和酒。他几乎可以随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