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秦汉时人民生活（第4/13页）
衣服裁制，北窄南宽。吾国文化，原起南方，故以宽博为贵。(16)《盐铁论·利议篇》言：大夫訾文学，“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汉书·儒林传》：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朱博传》：迁琅邪大守，敕功曹、官属，多褒衣大裙，不中节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此皆好讲颂礼者，以宽博为贵之证也。其右武及服劳者则不然。《景十三王传》言：广川王去，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剑，被服皆效焉。《李陵传》：陵便衣独步出营。师古曰：“谓着短衣小褏也。”《盖宽饶传》：初拜为司马。未出殿门，断其禅衣，令短离地。《三国志·崔琰传》：大祖征并州，留琰侍文帝于邺。世子仍出田猎，变易服乘。琰书谏曰：“惟世子燔翳捐褶。”《吴志·诸葛瑾传》：孙峻与亮谋，置酒请恪。酒数行，亮还内，峻起如厕，解长衣，着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恪惊起，拔剑未得，而峻刀交下。此以用武而短服者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言：相如身自着犊鼻挥，与保庸杂作，此以服劳而短服者也。张敞言昌邑王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绔。此求行动之便捷，亦与右武服劳者短服同。《汉书·文帝纪赞》，美其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王莽传》：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又言唐尊为大傅。尊曰“国虚民贫，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褏。此则讲颂礼者以长大为美，崇节俭者乃与之相反也。又南方天气较热，好美观者虽尚宽博，求适体者究宜窄小，故日常服用，北方又较南方为宽大。《史记·叔孙通列传》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其证。《索隐》云：高祖楚人，故从其俗裁制。
冠服变迁，必自烦难稍趋简便，此于冠巾之变见之。鲍衍、冯永，闻更始已亡，幅巾降于河内，此尚意存自贬。杨赐特辟赵咨，使之饰巾出入，则舍礼容而求简便矣。《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傅子》云：“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魏大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于今施行。可谓军容，非国容也。”帢制虽缘凶荒，幅巾之尚，初不由是，实去拘束而趋简易，机动于不自知也。
王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已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师古曰：“牛衣，编乱麻为之。”沈钦韩曰：“《晋书》刘寔作牛衣，卖以自给。亦作乌衣，义同也。《魏志》：邓艾身被乌衣。《隋五行志》：北齐后主于苑内作贫儿村，令人服乌衣，以相执缚。程大昌《演繁露》云：牛衣编草使暖，以被牛体，盖蓑衣之类。《案南齐书·张融传》：融悉脱衣以为赙，披牛被而反是也。今以稻稿作之，被牛背。”据王先谦《补注》引。《案三国·魏志·管宁传注》引《魏略》，言焦先结草以为裳，自作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又引《高士传》云：及魏受禅，尝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卧不设席，又无草蓐，以身亲土。其土垢污，皆如泥漆。此皆以草为衣被。又《常林传注》引《魏略》，言吉茂冬则被裘，夏则短褐，盖无绤使然。贱者之服，大致仍与古同也。
《后汉书·虞诩传》：邓鹭兄弟欲以吏法中伤诩。后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诩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采缝其据为帜。《注》帜，记也。《续汉书》曰：以绛缕缝其据也。有出市里者吏辄擒之。则当时已有以缝衣为业者矣。
第四节 宫室
秦、汉之世，营造之技颇精，惜皆为富贵者所享，平民之居，则甚简陋耳。秦始皇帝宫室之侈，已见第二章第三节。汉初，萧何营未央宫，即极壮丽。其后文帝惜百金之台而不为，称为节俭。至武《本纪》在元鼎二年。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帝，遂大奢纵。起柏梁、馆、元封二年。建章宫、大初元年。明光宫。四年。宣帝亦以凤皇集，起步寿宫、凤皇殿。武、宣二世之事，略见《汉书·食货志》、《郊祀志》。翼奉言：“汉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徭役。其时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未央官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台，度用百金，重民之财，废而不为。其积土基，至今犹存。又下遗诏，不起山坟。故其时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后嗣。如令处于当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因劝元帝徙都成周。“众制皆定，无复缮治宫馆，不急之费，岁可余一年之蓄。”观奉之言，而知汉时土木之侈矣。其后成帝为赵昭仪，哀帝为董贤筑宫，亦皆极奢侈。王莽虽躬行节俭，而其作事，规模侈大，故所为九庙，亦极闳壮。又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见《郊祀志》。其劳民亦甚矣。权戚之家，亦均纵恣。梁孝王事已见第四章第六节。鲁共王好治宫室，其所为灵光殿，至后汉犹存，见《后汉书·东海恭王传》。后汉宗室好土木者，有济南安王康、琅邪孝王京。先汉外戚最盛者为霍氏、王氏，嬖幸最盛者为董贤，后汉外戚最盛者为梁氏。安帝为王圣起第舍，樊丰、谢恽等亦遂因之造作，见《后汉书·杨震传》。其后又有侯览等大起居宅，见《宦者传》。吕强言：“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相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殚言。”盖纵侈者之多，又非先汉之比矣。丧乱之际，董卓造郿坞，公孙瓒造易京，亦皆殚竭民力。三国之世，北则魏明南则孙皓，权戚如曹爽等，亦均极奢侈。已述于前，今不更及。
苑囿之设，费地殊广。汉武帝度为上林苑，举籍阿城以南，师古曰：本秦阿房宫，以其墙壁崇广，故俗呼为阿城。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汉宜春苑，在长安南。见《汉书·东方朔传》。宣帝神爵三年，起乐游苑。后汉顺帝阳嘉元年，起西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鸿德苑。二年，造显阳苑。灵帝造毕圭灵琨苑。《洛阳宫殿名》有平乐苑、上林苑。据《后汉书·杨震传注》。又有池籞，以畜鱼鸟。《宣帝纪》：地节三年，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苏林曰：“折竹，以绳绵连禁御，使人不得往来，律名为籞 。”服度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栖鸟，鸟入中则捕之。”应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瓒曰：“籞者，所以养鸟也。设为藩落，周覆其上，令鸟不得出，犹苑之畜兽，池之畜鱼也。”师古曰：“苏、应二说是。”案服虔、臣瓒之说，亦必有所据，不能億造也。虽恭俭之主，间或弛以与民，然不能多得也。汉高祖二年，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然后萧何为民请“长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愿令民得入田，毋收槁为兽食”，遂为高祖所械系，可见所谓仁政者，多不足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