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第7/7页）

第二次大危机是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与经济作物相比粮价不合理，农民（而不仅仅是“富农”）拒不出售谷物。以战前价格为100，1924/25年谷物价格为129，畜产品和经济作物为135，1927/28年相应为109和151。^{[75]谷物价格逐年下降，而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价格则不断上涨，农业内部的“剪刀差”不断扩大。这样农民宁可把粮食留下用来饲养牲畜，用牲畜及其他经济作物换钱，去缴纳税款和购买工业品。税收也不利于谷物。大田作物在农民的纯收入中占39.5%，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却达66.59%，而非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27.8%，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仅为5.2%。此外，工业品供应不足，也影响农民出售粮食的积极性。}

这些问题本来应当有针对性地运用市场调节的力量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调整谷物同畜牧产品以及经济作物的价格，调整税收，使种植谷物的农民有利可得，但是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实施非常措施，动用对不上号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05条和第107条来对付拒不出售粮食的农民，把行政命令措施推向极端。

在实施非常措施并同“右倾”斗争的过程中，斯大林公开提出“贡款”论，认为农民不仅应当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款，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还应当缴纳一种“贡款”，即低价出售农产品，高价购买工业品，使已经被否定的“剪刀差”合法化；同时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认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76]这个“理论”为以后大规模镇压，包括消灭“富农”和镇压党内外的异议人士，提供了理论依据。}

斯大林的“非常措施”虽然简捷有效，在短短时间内征购了大量的粮食，但此法只可用于一时，不能反复长期使用，数月以后斯大林再次实行非常措施就不灵了。依据“非常措施”的强制思路，不久斯大林就强制实施了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

20年代的几次危机提出了走市场道路还是行政命令的计划化道路问题，然而它们没有促使苏联走向市场经济，从解决办法到当权领导人的思路，走的都是行政命令的强制道路。斯大林的最后胜利意味着苏联走市场经济的最后一点可能性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