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4/7页）
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6—567页。
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页。从16世纪到18世纪，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货币的内在价值都下降了。这一现象与大西洋经济的膨胀有关，首先是吸收黄金和将非洲部分人口掠为奴隶，然后是开发美洲财富。短期内，白银紧缩会减慢表面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在贵金属大量输入之前，西欧的物价就已开始上涨了）。但从长远看来，表面价格却和美洲白银产量一同上升。“16世纪末的价格革命”在欧洲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达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人们，因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费用急剧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实际收入比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减少了1/2；17世纪20年代，欧洲人经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们相比，他们吃得太差了。17世纪20和3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货币——包括比较稳定的英镑——都不得不贬值。E.E.里奇，C.H.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17页。这次通货膨胀也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其小麦、铜、羊毛等商品被偷运出境，以满足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项有关伊斯坦布尔为旅行者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济贫院之预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将1489—1490年度的物价指数定为100，那么1585—1586年度的物价指数便是182.49，1604—1605年度的物价指数则是272.79。奥默·卢德菲·巴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9页；又见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尔·基德：《奥斯曼历史大事记》，第34、49—55页。
艾维四：《论白银》，第10—15页。肖努在综合了他的全部指数之后，断言1640年后没有一项指数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不是“灾难性的指数减小过程”。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50页。换个说法，假定某人于1611—1615年间在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个点，后来于1666—1670年间所作的生意为另一个点，那么，他就会发现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确认这一转变发生在1642年，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空间的彻底消失”，或“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2页；又见布罗代尔：《反思》，第42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页。
例如，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1632年米价为每斗120钱，到1639年上升为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原来值银一两，到1641年上升为每石值银四两。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74页；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页；又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81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页。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价格上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此说采自艾维四给作者的私人信件）。
森正夫：《16—18世纪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2—433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6—19页。
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太阳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从1645年持续到1715年的“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大概与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树木年轮的碳异常中测定出的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H.H.拉姆：《气候变迁》，第10—11、65—66、174页；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页，及其《停滞的最小限度》第1191、1195—1196及1199页；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饥馑之年》，第58—59页；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12页；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8—19页。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了两星期。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地方志载，黄淮平原地区的大旱之年，有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1669和1786年。据《山东运河备考》载，1638年，漕河干涸；1640年，“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人相食。”《睢宁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第184页。同一时期，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冻。同上书，第188页；G·威廉姆·施坚雅：《市场体系与地区经济》，第77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30—31页。
蝗灾发生于1638年。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5—16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页。严重的时疫有两次：一次发生于1586—1589年，另一次发生于1639—1644年。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页。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拉尔夫·W·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
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
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