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第6/8页）

基：啊！他们是怎么回答您的？

法：他们不知所措，回答我说：“以后看吧……我不知道。”

基：我跟他们一样，我真不知道这以后要做什么。但是，与宇航员不同的是，我没有不知所措。在我的生活中总是有许多事情可做，我可以肯定，在我不做这个工作以后……当然我需要有一段休整的时间，一段休息的时间。担任我这种职务的人，一旦不干了，不可能马上就开始另一项工作。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我肯定会找到值得我去做的事。现在我不想去考虑这些……这会影响……我的工作。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充满变革的时代，以至于连安排自己的生活都会被认为是19世纪小资产阶级的作风。

法：您会回哈佛去任教吗？

基：如果我愿意，可以回去，但很不可能，因为有更有趣的事情可做。我有那么多的经历，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有意思些……那就是我自己的过错了。何况我还没有打算离开这个岗位，您知道吗，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法：当然啰，权力是有诱惑力的。基辛格博士，权力对您有多大的吸引力？希望您说真心话。

基：我一定说真话。当你掌了权，而且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你就会把它看做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可以肯定，当我离开这个职位时，我会感到若有所失。但是，权力本身，作为一种工具，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每天早晨当我醒来时，我不会对自己说，我有一架专用飞机多好啊！我的家门口有一辆配备着司机的汽车等着我多好啊！谁会说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呢？不，我对这种想法不感兴趣。即使我有这样的思想，也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我感兴趣的是有了权力以后可能做到的事，可以建立很多辉煌的业绩。请相信……总而言之，我干这项工作不是出于追求权势。如果回顾一下我的政治经历，您会发现尼克松不在我的计划之中，在三次竞选中我都反对他。

法：这一点我知道。有一次您甚至宣称尼克松“不适合当总统”。基辛格博士，您曾否为此而在尼克松面前感到困窘？

基：我不记得我可能说过的关于反对理查德·尼克松的确切的话了。不过我想我是说过类似的话，因为人们援引这句话时总是把它放在引号里。如果我说过的话，那就证明尼克松没有被列入我争取权势的计划之内。至于说我在他面前感到困窘……我那时并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态度，只是一般知识分子的习俗。我说明自了吗？但是我错了，尼克松总统表现出很有魄力，很有能力，他对我的聘请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他授予我这个职务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近过他（为此我感到十分惊讶），而且他知道我对他并不友好，也没有多少好感。噢，是的，在聘请我这个问题上，他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

法：基辛格博士，今天除了指责您是尼克松思维的保姆以外，他什么也没有损失。

基：简直是无稽之谈。请不要忘记，尼克松总统在认识我以前，在外交政策方面就很活跃。他对外交事务一向极感兴趣，他在当选总统以前就认为外交政策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他的思想很明确。他是一个坚强的人，如果他是个软弱的人那就不可能成为美国总统，不会两次被提名作为总统候选人，也不可能在政界活动这么久。对于尼克松总统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不会因为是某个人的工具而两次当选总统。某些说法是浪漫的，也是不公正的。

法：您很喜欢他吗，基辛格博士？

基：我非常尊敬他。

法：基辛格博士，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

基：我不敢肯定自己能否与其他总统一起干我同尼克松总统一起干过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与总统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特殊，这完全是由于我们两个人的作风。换句话说，我认识的领导人很多，但是有勇气在不向任何人透露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助手派到北京去的领导人却不多。我也没有见到过很多这样的领导人，他敢于把同北越人谈判的任务交给他的助手，而且只向极少的几个人通报这件事。说真的，有些事情取决于总统是什么类型的人。我之所以有可能做某些事，是因为总统为我提供了这个可能性。

法：可是您也曾经是其他总统的顾问，而且是尼克松的对手的顾问，我说的是肯尼迪、约翰逊……

基：我对所有总统的态度是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要听取我的意见，他们向我提出问题，我就回答他们。我一贯把我的想法告诉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政党。我以同样的独立性回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提出的问题，我给他们提了相同的建议。对了，同肯尼迪打交道最困难。事实上人们常说我同他相处得不太好……之所以这样，主要是我的过错。那时我比现在更不成熟，而且我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顾问。其他的顾问每星期可以见到总统七次，而我只能见到两次，我想要影响总统的日常政策是不可能的。我是说……我与肯尼迪和约翰逊相处的情况是不能同今天我和尼克松相处的情况相比的。

法：基辛格博士，您没有马基雅弗利主义吗？

基：没有。为什么要问这个？

法：因为听您讲话，有时不禁要问马基雅弗利究竟对您有多大影响，而不是您对美国总统有多大影响。

基：丝毫没有影响。当今世界里可以被接受和利用的马基雅弗利的东西很少，我只是对马基雅弗利怎样来考虑君主的意愿感兴趣。它只是使我感兴趣，但没有达到对我发生影响的地步。如果您想知道谁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可以告诉您两位哲学家的名字：斯宾诺莎和康德。您把我与马基雅弗利联系在一起有点奇怪。人们更多地把我与梅特涅[12]的名字连在一起，但这也是幼稚可笑的。关于梅特涅，我只写过一本书，那是关于19世纪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瓦解的一系列书中的第一本，这套书我准备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情况就是这样，我与梅特涅不可能有共同的地方。他是首相兼外交大臣，在他所处的时代，从欧洲中部到其他大陆去需要三个星期。他当首相和外交大臣时，战争是由职业军人操纵的，而外交掌握在贵族手中。他那个时代和今天的世界，既不存在相同的领导集团，也不存在相同的国情和相同的文化，对这两个不同的时代怎能相提并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