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第2/8页）

他读完了那份打字稿以后（从他所花的时间来看，他读得相当仔细和用心），转过身来请我在长沙发上坐下，自己则坐在旁边一张比沙发高的安乐椅上，居高临下，开始向我发问，口气像一位教授在考问他所不信任的学生。这很像我在佛罗伦萨的伽利略中学读书时的数学物理教师。我恨那个人，他镜片后面那嘲弄人的眼睛紧盯着我时，我感到害怕，但他却以此为乐。甚至和那位教师一样，基辛格也有一个男中音的嗓音，准确地说是带喉音的嗓音。还有他坐在那里的姿势：靠着椅背，右臂抱着扶手，跷着二郎腿，以致上衣紧绷绷的，随时有绷掉纽扣的危险。如果他这时要使我局促不安，那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学生时代的情景像噩梦似的浮现在我的眼前，以致我在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时都感到担心：“上帝，我答得上来吗？要是答不上来，他会让我留级的。”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武元甲将军的：“就像我对您说过的那样，我从来不接受单独采访。这次我考虑接受您采访的原因是我读了您关于武元甲的访问记。很有趣，武元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提问的口气使人感到他似乎没有多少时间，于是我不得不简要地回答：“我觉得他是个法国势利眼，既和蔼，又傲慢，归根结底是个像下雨天那样令人讨厌的家伙。会见武元甲与其说是一次采访还不如说参加了一个大会。我毫不感兴趣，但是他对我讲的话可是千真万确的。”

在一个美国人面前贬低武元甲几乎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他们都对他怀有好感，就像三十年前对隆美尔一样。“法国势利眼”的提法使他不知所措，或者他并没有听明白；“像下雨天那样令人讨厌”的说法使他不安，他知道自己也有惹人讨厌的特征。他的蓝眼珠里两次闪着敌意。给他打击最大的是我说武元甲所作的预言都准确无误。他打断我的话，问道：“为什么？”我说，因为武元甲1969年所作的预言在1972年成为现实。“有什么例子？”我告诉他，例如，他说美国人将逐步从越南撤出去，最后放弃这场使他们花钱越来越多并即将把他们引向通货膨胀边缘的战争。他的蓝色的眼珠又转动了一下：“您认为武元甲对您讲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告诉基辛格，武元甲谈到了新春攻势，并把这次攻势完全归罪于越共。这一次他没有评论，只是问道：“您认为是越共发动的吗？”“也许是的，基辛格博士。连孩子们都知道武元甲热衷于用坦克发动隆美尔式的进攻，实际上复活节的进攻就是采取隆美尔式的……”“但是他失败了！”他抗议道。“他真失败了吗？”我反驳说。“哪一点使您认为他没有失败？”“基辛格博士，您同意签署了一份阮文绍不喜欢的协定。”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一点消息，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道：“阮文绍是不会让步的。”他上钩了，说：“他会让步的。他应该让步。”接着他集中谈论阮文绍，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他问我对阮文绍的看法。我说我一向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您一向不喜欢他？”“基辛格博士，这一点您比我清楚，您曾经费力地与他打过三天交道，应该说是四天交道。”他表示同意地叹了一口气，并做了一个鬼脸，这一点很令人惊讶。基辛格是一个能出色地控制自己脸部表情的人，很少会让嘴唇或眼睛流露出他的想法和感情。但是在这第一次会晤中，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约束自己。每当我表示反对阮文绍时，他都点头表示赞同或会心地微笑。

谈完阮文绍后，他问我对阮高其[3]和杜高智[4]的看法。他说前者软弱无能，而且说得太多；对后者他表示很遗憾，不认识他。“他真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吗？”“对，”我肯定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位勇敢的将军，是我所见到的唯一参加前线作战的将军。我想，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把他暗害了。”基辛格假装惊讶地问道：“被暗害？！谁暗害他？”“基辛格博士，当然不是越共。直升机的坠毁不是因为被迫击炮击中，而是有人破坏了推进器。显然阮文绍不会对此事感到伤心，阮高其也不会。当时杜高智已经逐渐成为传奇式的人物，而且他对阮文绍和阮高其都很不满意，在我采访他时，他还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我的这个回答比我后来批评南越军队更使他不安。他问我最后一次在西贡时看到了什么。当我回答说看到一支分文不值的军队时，他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我可以肯定他是在演戏，于是我开玩笑地说道：“基辛格博士，您是世界上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不应该依靠我来提供这些消息吧？”但是他没有听出这是在讽刺他，继续向我提问，似乎我的判断决定着宇宙的命运，好像缺了我的看法他就无法生存下去。他知道如何巧妙地使用手腕向别人谄媚，也许我应该说这是他的外交手腕。

当我们的会见进行了15分钟以后，我开始后悔接受这个我要采访的人对我进行的荒唐的反采访。此时，他把越南问题暂时搁在一旁，像一名热心的记者那样，问我哪一位国家元首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喜欢用“给以印象”这个动词）。我顺从地给他开列了一个名单。他首先同意我对布托的看法：“非常精明，非常能干。”他不同意我对英迪拉·甘地的看法：“您真的喜欢英迪拉·甘地？”他没有再说别的话，也不想为自己的错误开脱：他在印巴冲突中替尼克松作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站在战争中失利的巴基斯坦一面来反对得胜的印度人。在谈到另一个国家元首时，我说，我感到他并非绝顶聪明，但我十分喜欢他。基辛格说：“聪明不足以使人成为国家元首。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必须具备的是魄力，是勇气和狡黠。”我认为这是他的讲话（包括被我录下的和没有被我录下的）中最有意思的几句话之一。这句话表明了他的特征和个性，这个人最喜爱的东西是魄力，是勇气和狡黠。聪明对他来说是次要的，尽管大家都说他很聪明。（究竟是聪明还是博学和诡计多端？据我看，真正的聪明在于对人的理解，我不认为他有这种聪明。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考试的最后一关是一个我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您认为越南在停战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突如其来的发问使我讲了实话。我说我已经把我的看法写在最近出版的书信集里了，也就是双方会进行大规模的血洗。“恐怕首先动手的正是您的朋友阮文绍。”似乎我把他得罪了，他跳了起来：“我的朋友？”“唉，总而言之是阮文绍。”“为什么？”“因为在越共开始屠杀以前，他将在监狱和感化院里先进行大屠杀。停战后不会有很多中立分子和越共参加临时政府的……”他皱了皱眉头，茫然不知所措，最后说道：“您也相信会有血洗……但是有国际监督！”“基辛格博士，在达卡也有印度人，他们却没能阻止伊斯兰堡的军队大肆屠杀孟加拉人。”“是的，是的，如果……如果我们把停战推迟一年到两年呢？”“什么，基辛格博士？”“要是我们把停战推迟一年到两年呢？”他重复了一遍。我真是无话可说，真想痛哭一场，但是我睁大了眼睛瞪着他说：“基辛格博士，不要叫我痛苦地认为是我使您产生了错误的想法。基辛格博士，相互残杀是免不了的，不管是今天还是一两年后。而如果把战争再延续一至两年，除了被屠杀的人以外，还要加上死于轰炸和战斗中的人。我说明白了吗？10加20等于30，是死10个人好呢，还是死30个人好？”为了这件事我有两夜没有入睡，当我们再次见面时我直率地向他说了。他安慰我，叫我不要为此事感到不安，因为我的计算是精确的，死10个人要比死30个人好。这件事也说明了他的特征和他的个性。他什么话都听在耳里，像计算机一样把所有的话都储存进去。当他宣布一条在别人看来是过时的、不好的消息时，他说起来却似乎是一条最新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