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机遇与历史眼光：再说邓小平（第2/3页）

宪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公民权利意识在觉醒，维护自己权利的渠道逐步开通。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例俯拾皆是，但受害者不再沉默，找律师、找传媒、找法院、人大、政协和政府机关；那些批评、揭露话语和诉状体现的正是法治和反法治在博弈。

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是公民表达自己意愿不可或缺的领地。15年前，它还是学究们谈经论道的话题和实际生活中的禁忌，今天已在各地势不可遏地生长。

没有违宪审查机制，就没有真正的宪政，宪法不可能在司法体系中落实，违宪也无法得到正常的救济。建立这一化解矛盾、维护公民权利重要机制的呼声此呼彼应，它的诞生不可能再遥不可及。

从大清帝国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至今天，已经整整过去了一百年。任何国家宪政的确立和完善，都是执政者和民间双边乃至多边互动的过程。曙光在前，需要的是关怀祖国命运的仁人志士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息地耕耘，也需要邓小平那样的历史眼光和胸怀。

“文化主体性”梦醒何时？

改革是全面的，文化教育领域是重要的方面。23年前，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这次南巡中，他又重申：“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些意见，符合实际，是中国发展的康庄大道，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判断文化教育问题的正确视角。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公民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取向和主张，十分正常。问题是执掌文化教育权力的官员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近年来“国学热”在全国各地蔓延。这个热潮高举“爱国”大旗，仿佛谁敢对“国学”说半个不字，谁就是卖国胚子。其理论支柱则是所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他们对行为艺术的精髓领会颇深，连续不断以各种有趣的表演冲击人们的眼球。

最新的一幕是抨击圣诞节。操刀者躲在幕后，把十位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推上前台，发表一篇题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的声明。这篇逻辑混乱、不堪卒读的文章，尽管也说上几句“我们主张宗教宽容、尊重信仰自由，我们无意排斥‘耶教’”之类的门面话，却同一切狭隘民族主义者一样，以挥舞政治大棒为看家本领。没有必要苛责这些年轻学子，他们的学业尚未完成，即使是在别人起草的取向有误的文章上签名，也不过是小平所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的侧影。但是，他们认同的那些观点恰恰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值得认真分析。

这个声明说：“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接着提出五条建议，努力消减圣诞节的影响，核心是：“积极推动儒教的重建与复兴”；“回归传统，承续斯文……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

首先应该问一问：怎样的文化状况叫作“安全”？按照声明的意见，把儒学奉为镇国之宝，天下自然太平。可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大清帝国的制度建构和意识形态，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到头来却只落得山河破碎，哪里有什么安全？

声明说：正常的宗教传播会危及“国家安全”，这是彻头彻尾反对信仰自由的谬论，完全是19世纪顽固分子的心态。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19世纪以降，中国社会转型所以一再延误，关键在于夜郎自大，不愿睁开眼睛看世界，不愿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从而不能为改革本国落后的社会制度奠立坚实的知识基础。公民的文化取向和宗教信仰，纯属个人的自由权利，政府和他人都无权干预。说选择外来文化和外来宗教，就会危及“国家安全”和什么“文化安全”，不过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变态心理。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竟然为如此轻率的言论背书，实在令人惋惜。这一现象后面体现的大学通识教育的失败，值得认真检讨。

最蛊惑人心的莫过于高喊：“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国人的生命世界和意义世界。”

在公民的意义世界中，一个无法逾越的前提是：要不要确立公民的自由观念和独立精神？如果不要，人的解放就会落空，中国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完成。如果要，按照陈寅恪教授的研究，三纲六纪（六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这恰恰与公民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格格不入。

在公共生活中，文化最大的载体是教育。这里怎样体现“文化主体性”？

科学技术没有国界，在课堂上教授“中国的”数理化等学科，岂非痴人说梦！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又如何？只要称得上是学术的结论，就必须经得起各国学者反复检验和证伪。即使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也没有给民族主义者留下满盘满钵的美食。西方的汉学研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今天，中国研究更成了许多国家常见的项目。从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思想文化到今日的方方面面，海内外都有许多学者在辛勤探索。任何中国学者只能在和海内外同行自由、平等地交流乃至辩论中显示自己的功力；成果真假、是非和水平高低都不是中国某个“权威”或某个机关可以说了算的。

还应指出，一些人把自己打扮成“国学”的护法，是十分滑稽的佞妄。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的重要财富，摆脱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它的研究和传承必然日趋繁荣。但是，任何文化和学术只能在自由交流中发展，挥舞“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安全”的大棒，只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再次推入死胡同。

与这个声明相表里，近年来，这些民族主义者在拼命推动读经运动。

作为私人的爱好，如果有人愿意用毕生精力把十三经读得倒背如流，人们也应尊重他或她的个人自由。问题是他们鼓吹要把读经纳入国民教育系统，成为小学、中学的必修课。有些教育官员也被这些“专家”意见弄得晕头晕脑，冀图把他们的宏图远略付诸实施了。

判断此事的是非，必须学习邓小平“三个面向”的高远眼光。中国教育的根本性缺陷一是负担过重；二是以培养乖孩子为实际的指导思想，不适应建设现代化的充满活力的法治国家的要求。国民教育是涉及数以亿计的公民和国家未来的大事，说现行教育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别有用心的危言耸听。国民教育阶段光是语文课，就必须背诵200多篇优秀的中外名篇，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古代的名篇。如果觉得这个分量不够，应该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比较中外教育的得失，合理增减。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根本缺失何在，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有多远？什么才是今天改革教育的急需？把读经纳入课程体系究竟是对症良药还是摧残性灵的毒药？这些都需要真正教育家的眼光和系统研究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任何匆促的决定，都不是对中国现代化事业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