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学术领袖·教育家·反腐“大炮”（第4/4页）

另一个重大盲点是怎样形成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从全能型的专制政权转变为服务型的有限政府。胡适、傅斯年他们曾经认真考虑过组织反对党的问题；特别是胡适曾直接向蒋介石提出非有反对党不可。不过，不但他们自己迟疑不决，当其他政治力量冀图有所尝试之际，傅斯年又作了不适当的挑剔。在他看来，“今日之大难题，即在国民党自身弄得没有办法，而中国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不管他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明显地体现了他内心的担忧。接着他又说：“国民党要交出政权来，容或有之，然而残余势力如北洋派、安福系、研究系、政学系等，都没有这个资格起来接受。”而当时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力量，如广州的胡汉民及其支持者做的不过是“撤退的文章”。115 这就凸显了他的一个认识误区：不是从建立民主制度的角度去考虑稳定中国的长远大计，而苛求在野的政治势力。

在民主政治中，只要通过选举，胜者都可上台，被称为“残余势力”的人既未剥夺公民权，怎么就没有“这个资格”呢？除了这样的基本概念错误以外，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讲这些话的前几个月，研究系的健将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联合罗隆基、黄炎培、梁实秋、罗文干等人正好组织了国家社会党，并创办了《再生》月刊，发布了这个党的政治纲领。这是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正义事业。国民党内的粤系等非主流派系对蒋介石的独裁的抗争有利于推动国民党改造，也不应承受那样的苛责。何况“取而代之”和执政党必须受到别的政治势力严格公开的监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这句话是1947年说的。国民党当时已经再次选择武力统一全国，除了依顺自己的政党和报刊外，不准组党和办报的极端道路。收获是卷起包袱，逃离大陆！40年后，它才在台湾摆脱自己锻造的这副枷锁。这期间胡适曾一再劝说蒋介石抛弃这副枷锁，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支持雷震办《自由中国》，筹组中国民主党，国民党的回应是镇压！副产品是培植了又一极端反对派。

实践知识分子的办报梦想

194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身为自由主义者何去何从？蒋介石力图把胡适等人吸纳到他的政府中去。作为胡适挚友的傅斯年做出一个判断：“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116 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政府必须受到独立力量的监督。这既是他吸收的现代西方政治理念，又是他的政治经验的总结。

傅斯年办报是从新文化运动中办《新潮》开始的。他和他的朋友怀着“所想所学，不致枉费”的愿望，决心“尝试一回”，结果办出一份仅次于《新青年》的优秀刊物。而这次尝试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是有坚信学术和言论必须自由的大学领导人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支持。他们不但拨给经费、房子，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办，而且当一些顽固分子指责《新潮》和《新青年》一样是“洪水猛兽，邪说横行”之际，蔡元培等人还站出来严厉驳斥那些谬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批杰出人才就破土而出了。除傅斯年外，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俞平伯等都是20世纪中国卓有成就的人物。

他们这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尽管一再受挫，仍然坚持办报办刊。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让今日中国知识分子艳羡的是，筹办之初，他和胡适等11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5%捐款，几个月内筹得4205元，就把这份周刊办起来了。而且这不是孤例，1922至23年间，胡适他们办《努力周报》，用的也是这个办法。《独立评论》出版244期，发表1309篇文章，涉及对日方针、训政还是宪政、民主还是独裁、民族自省、如何统一等等外交、内政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不论他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但他们确实无所顾忌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以傅斯年来说，1932年，他直截了当说：“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汉民）、曰汪（精卫）、曰蒋（介石）……胡之人格坚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蒋之意志有强力……然而说汪先生之政务精练，或蒋先生的近代知识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117 这等于指斥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不合格的领袖。任何政治人物都应受到公民公开、严格的监督，否则就会贻误自身和政务。傅斯年等自由知识分子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汪、蒋虽然没有因而迫害他们，却不能虚心受教，埋下了后来覆没或失败的祸根。

对关注近代中国研究的读者来说，头痛的问题之一，是望眼欲穿企盼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文集的出版，却偏偏难以如愿。傅斯年就是这样的不应缺席的迟到者之一。

1980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曾经出版过一套《傅斯年全集》，大陆的读者很难看到。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编辑、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集》，在联经版的基础上，除了第六卷（16开本共615页）全部内容是新增的以外，其他各卷合计增加论文、文章、谈话、提案等48篇和200余封书信，共120多万字。虽然由于不是编者所能解决的困难，有些资料没有收进这套全集，但它仍然是当前收集傅斯年著述最多的文集；将来条件成熟，加上一册补编便成全璧。感谢编者的辛勤劳动，这套《傅斯年全集》的出版，为研究这位一代英才提供了坚实基础。可是，这套《全集》除了校对不精等中国大陆出版业的常见病外，还有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的错误。例如，1947年2月4日傅斯年致胡适的信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全文早在1980年已经收入北京中华书局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170页，稍具规模的图书馆均可借到；《全集》却硬将其中傅斯年认为自由主义者在当时环境下何去何从的六点意见删掉两点！对中国出版现状稍有了解的读者都会猜到，这不能责怪《全集》的编者，而是出版社没有摆脱愚民政策阴影而干下的蠢行！这类让中国当代文化蒙羞的蠢行早就应该扫进垃圾堆了！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