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思想转变的当代启示答《深圳商报》记者夏和顺（第2/2页）

记者：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当年在广州的重要活动场所，在他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您是怎么评价万木草堂的呢？

袁伟时：万木草堂是康有为自创的学堂，也是一个半政治化的团体，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清政府宽容的一面。其主要作用是为戊戌维新运动培养了人才，积聚了力量。但它的教育水平并不高，因为当时康有为本人的思想甚至还没有达到郑观应《盛世危言》和林乐知《万国公报》的境界。万木草堂的教育水平也比不上后来梁启超在长沙办的时务学堂。

记者：康有为也是近代岭南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应该如何看待康有为与岭南文化的关系呢？

袁伟时：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写过几篇文章专门讨论，这里不想详述。简单地说，康有为出生在广东，而广东又是最早打开国门的地方，与外面世界有一定联系，地理因素的优势影响了康有为。除此之外，康有为的求知和政治活动的经历反而显出广东的落后。康有为接受西方思想的大部分书籍都是从上海买到的，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京，而文化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上海。

康梁都是广东人，但康梁的主要活动——启蒙和推动改革都不在广东，维新运动广东是落后地区。为什么得天时地利的广东却没能保持先进性呢？广东人应该反思这一问题，尤其在强调思想解放的今天，广东人更应该追问。

2008年3月8日

原载于《深圳商报》2008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