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权威易手与秩序重建（第4/5页）

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迷梦，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取得了列强的公认。庚子事变后，为了保证在华利益，帝国主义列强大都企盼袁世凯能做他们利益的赞助人，并在不同程度上皆给袁以支持。这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原来，在镇压义和团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了侵华的优势，尤其是日俄战后，它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开始确立，便以“保全主义”为幌子，以遂其蚕食，进而鲸吞中国的野心。它不仅极力把侵略势力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领域内，而且把北洋地区（包括东北和华北）视为侵占中国的前沿基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20世纪初年，日本在华顾问教习人数迅速增长，而且在直隶也一直多于其他省份。“1901年，中国聘用的26名日本人中，有13人是在直隶省工作。1904年，在218名日本人中，直隶省占85人。至1908年4月，在550人中，有174人在直隶省工作。”[14]这些都与袁世凯在这一时期对日本的需要有极大的关系。袁世凯扩编北洋军，和他举办的各项新政一样，主要依靠日本势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专程到保定拜访袁世凯，接洽所谓“中日军事合作”。同年九月初七日（10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前来中国的军官发出特别训示，要这些人努力工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侵日势力，并说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最有希望的事业。不仅如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袁世凯还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参照东西成法”，在直隶创办巡警。“北洋巡警学堂”以山浦为总教习，和泉正藏、中岛比多吉、河崎武、小川胜猪、葛上德五郎、天野健藏等日本警官为教习。这些事实都说明，袁世凯集团在初期发展过程中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任内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在日俄战争中主持“中立”和主持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谈判。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夏天，袁世凯就与日本前驻华公使青木和日本驻天津领事伊集院吉，就日俄关于争夺东北地区的战争问题，进行了秘密接洽。日俄战争前夕，袁世凯又上奏朝廷，说明“战端难免”，要求清廷“就我现在情形而论，不得不谨守局外”[15]。事实上，袁的所谓“中立”，不过是表面的现象，实际上是倒向日本。袁世凯在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三日（1904年1月19日）给清廷的上奏中就暴露出了这一点。袁认为，“近日情形，日本已许我守局外，各国亦无异言。惟俄人阴鸷性成，未必肯许。纵使迫于各国公议，不得不许，而战在我境，处处得有借口，乘机挑衅，恐所不免。”[16]据坂西回忆，“日俄战争当中乃是日华亲善达到最高峰的时期，其间，坂西为了使日军的军事行动得到方便，而仰仗袁的合作。”[17]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沙俄战败，与日本签订和约，公然将其在东北南部的特权，包括旅顺、大连租借地，南满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并附属财产与煤矿等，私自让给日本。事后，清廷与日本政府根据《朴茨茅斯条约》有关问题，在北京进行谈判，“清廷以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订约”，订立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及有关附约。为了换取日本从东北撤兵，竟然承认了沙俄让给日本的各项侵略权益。风闻战前袁世凯密谴大员与日本军事长官订有密约，以事平后中日善后事宜互让为条件，“小村回国时日本人民屡有骚动，而吾国外交史上于是役尚为平安过渡，则言者所传不为无因也。”[18]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与外国列强的交涉中，鉴于他的前任由于“因循延宕，积为外人所厌”，他“乃以爽快出之，故使馆人大感佩”。日俄战争后，由于日本在我国东北侵略步伐加大，与美、俄矛盾日益尖锐，袁世凯一改过去亲日态度，决定联美德制日。他在外务部所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企图订立中美德协定以对抗英日俄法对中国的侵略。袁世凯在新政期间的外交活动，赢得了列强的好感与信任，为列强在辛亥革命时期支持他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毋庸讳言，清亡前夕，袁世凯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已经具有颇高的威望。他与列强驻华使节、立宪派人士、清朝文武官员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得到他们的信任与拥护。同时，他也得到广大社会人士，包括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定程度的拥护与信任，可以说，声誉赫赫，人心相向。特别是他控制着中国最精锐、最强大的北洋陆军，还有由他一手培植的具有雄厚实力的北洋官僚集团，他们掌握着军事、经济、内政、外交的关键部门，唯袁氏之命是从。袁已完全成为中国在军事方面公认的权威。正是上述原因，造成他在清末政坛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年1月），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削职回籍。袁被罢官后的时期，恰恰是清廷日益腐朽，陷于灭亡的边缘年代。这时袁的声望不仅不衰，反而形象更加高大，成为中外各方面政治力量最为关注与争取的人物。当时，袁在朝的党羽更是政无大小“必报”，唯袁马首是瞻。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曾经联名辞职，推荐袁世凯出山执掌大权。他的党羽和许多大臣异口同声地说，只有袁出山，才能重整朝纲，挽救清王朝濒临灭亡的厄运。列强也纷纷要求清廷起用袁世凯。“谓中国至今日，奈何尚不用袁世凯？”[19]一个落魄赋闲的官僚竟有这么大的影响，不惟有清以来200多年所未见，就是在清季以前的历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袁世凯削官为民，但仍有猛虎在山之势，这是满族贵族集团始料不及的，究其原因，其中的一大关键恐怕还是军事政治外交权威和半私军性质的军事社会关系从中作怪。由于社会权势的转移，致使专制王权与文官政制衰败，新的权威中心向拥兵自重的“强人”转移，袁世凯成为“时代的宠儿”也就在所难免。到辛亥革命前夕，袁世凯已经成为当时时局的政治重心，各派都在极力地争夺。袁世凯的政治军事权威地位已经使当时社会普遍形成了“非袁莫属”的心理状态。随着时局的日益糜烂，这种心理和影响也随之更加弥漫起来。这就为袁世凯集团趁辛亥革命之机实现从地方走向中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