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淮系集团之博弈（第2/3页）

4.设立海军衙门，把几支由地方分掌的海军权力收归中央政府管辖。

中国创建海军，始于曾国藩的购舰之议，当挫于英国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后，曾氏复认为与其购买外国船舰，还不如自己购其机器自行制造为宜，开始选觅能工巧匠，进行战船制造的实验。此后，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设立了福州船政局，与此同时，李鸿章在上海开办了江南制造局，中国海军开始筹办。到光绪十年（1884年），由地方创办的水师已经初具规模，北洋海军有战舰14艘，分驻大沽、旅顺、营口，管辖奉天、直隶、山东海面；南洋海军有战舰17艘，分驻江宁、吴淞、浙江等地，负责东南沿海一带海面；福建海军有战舰11艘，负责守卫海口与巡守台湾、厦门及琼崖海面。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决定设立海军衙门，把地方控制的水师大权收归中央。九月，清廷任命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大臣，庆亲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满人善庆及曾纪泽为帮办。清政府这样的人事安排，用意很深，一方面加强了统一领导，使大权归于中央；另一方面又限制了李鸿章、曾纪泽、左宗棠等地方汉人督抚制约海军的权力。但是，由于醇亲王奕譞昏庸无能，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奕劻又唯唯诺诺，善庆地位很低，因此，海军衙门名义上是管理和指挥全国海军的机构，实则无权，权力仍操纵在当时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李鸿章等人的手中。

5.从财政上剥夺地方的利源。

由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地方财政的增长，奏销制度的松弛，中央政府已经无法掌握全国各地的财政收支的准确情况，这就大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中央与地方专项经费和税收分成的办法，以此为途径来改变地方财政权力过大的情况。

本来，在清朝财政制度中，本无中央专项经费之名，地方存留之外，统归中央调度，无须设专项经费名目。偶设专项经费名目，也只是中央从各省报解银数中专列一会计科目，以便核算，无关乎解协饷制度。而同治以后所设专项经费，则是由中央规定一项专项经费的总额，然后分摊到各省关，在形式上仍采取指拨的方式。这是在承认地方财政利益的前提下，用于确保中央财政需要的一种变通措施。这种专项经费，是根据户部已掌握的各省关的“的款”（确有款项）来进行指拨的，至于指拨之后地方财政有无机动的非经制开支，户部是不管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央专项经费主要有京饷、固本京饷、东北边防经费、筹备饷需、加放俸饷、加复俸饷、京师旗营加饷、海防经费、备荒经费、船政经费、出使经费、铁路经费、内务府经费等10余种。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向地方所摊派的各项专项经费，是为了确保各省新增收入中中央财政所占的份额。

在国家的税收分成问题上，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各口洋税大多为地方截留，中央几乎无从染指。对此，清政府自然十分不满，但迫于客观情况，清政府还是容忍了下来。战争过后，清廷立即通过对外赔款，间接地取得了四成洋税的支配权。到同治五年（1866年）赔款偿清以后，四成洋税就成为清政府直接控制的重要财源。在子口税与厘金问题上，清政府也不满足“厘金征收利归督抚，而子口税收入，利归中央”的现状。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签定《天津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洋货进入内地，在交纳了子口税之后，不再需要交纳厘金。通过这项规定，清廷实际上就把原来一部分属于地方财政的收入重新转移到了中央政府的手中。这充分反映了清廷对地方财政的攘夺情况。

6.继续运用操纵、平衡之术，控制、操纵几个主要的地方集团。

洋务运动时期，鉴于湘系集团的强大，清廷采取的对策是“扬淮抑湘”与“扬左抑曾”，用分化瓦解手段，来迫使曾国藩始终如履薄冰，不敢稍有非分之念。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湘军的裁抑，曾国藩的死去，湘军集团已构不成对朝廷的威胁。随着李鸿章的淮军集团的膨胀，清政府又采取了“扬左抑淮”、“用左制李”的政策，扶植左宗棠的湘军集团与李鸿章淮军集团抗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海塞防之争问题上，清政府针对左、李二集团的利益分别加以操纵，既使李、左各自发展，分别发展海防与收复新疆，控制西北；又使二者互相竞争，各不相让。为了制约李鸿章，清政府甚至两次调左宗棠入驻中枢，并发展福建水师，“益扬左以抑李”[2]。只是由于左宗棠为相能力甚差，老朽不堪，而未能满足清廷制约李鸿章集团的目的。醇亲王奕譞就曾经说过：“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二难竟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3]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左宗棠的去世，湘系集团势力衰落，洋务派形成了淮系一支独秀的局面。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又取扶植洋务派后起之秀张之洞的政策，以期达到牵制淮系势力的目的。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他在两广总督任上筹建中的枪炮厂发生去留问题。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对办洋务并不热心，不愿接办，但他积极建议将枪炮厂移往北洋，由胞弟李鸿章接管，李鸿章喜不自尽，立即响应。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对淮系势力过分膨胀十分担忧，有意扶植张之洞，以便与之抗衡，乃暗示张之洞继续办枪炮厂。张之洞随即要求枪炮厂移鄂，所需款项仍由粤省垫付，海军衙门和户部会同批准了张之洞的要求。最后，厂址选在汉阳大别山麓，光绪十九年（1893年）全部建成，这就是湖北枪炮厂的由来。正是在清政府的扶植下，张之洞迅速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自成系统的洋务集团。对慈禧、奕譞的这种掣肘裁抑，李鸿章大为不满，又无可奈何，甚至一度把希望寄于光绪皇帝亲政：“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焦悚莫名。”[4]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在总结其举办的洋务运动失败原因时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5]对慈禧太后及清流派的不满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