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二元格局之形成（第2/2页）

湘军建立的目的主要是对抗湖南地区的太平军，因此，湘军在初期也不过是一支地方武装。后来湘军越出湖南，在东南各省纵横驰骋，成为对抗太平军的主力，这样湘军就成为维系清朝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湘军之所以能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有其特殊的组织形态与发展过程。湘军既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团练，也不是受清廷直接指挥的经制之师，而是曾国藩一手创立的私人武装，其特征主要有四：一是兵为将有。清廷的绿营兵是世袭兵制，兵为国有。将领平时各驻其府，遇事由清廷授以兵符，率兵征战，事后则兵将各归其所，兵将并无私谊，难以结党营私。现在，曾国藩改世兵制为募兵制，规定士兵归将领所有。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层层招募，各有宗派，上下一气。这样，兵权不再是国家所有，而是落入将帅个人之手。二是私谊至上。由于湘军是自行招募，将存兵存，将亡兵散，其上下之间的利害关系颇为一致。将领在招募士兵过程中，重视利用同乡或家族关系，将领之间往往也是同乡、同年或师生之类的关系。整个湘军都是依靠这种私人关系来维持的，这就助长了湘军的派性观念。曾国藩本人就十分重视这一点，无论是战时调兵遣将还是平时向朝廷举荐官员，他都强调从私人关系出发。三是军饷自筹。绿营兵由于是清廷的经制之师，故其兵饷均由政府提供。湘军初建时，军饷尚由官方提供若干，后来曾国藩发现中央财政枯竭，索取无望，于是决定自筹。湘军军饷一般由大帅就地自筹，然后自上而下分发，事后向中央核报。自筹军饷不仅提高了湘军的团结，而且也增加了湘军的独立性。曾国藩本人即承认：我朝之制，一省所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拔，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四是各尊其长。由于以上原因，在湘军中便养成一种风气，除非招募、选拔过自己的顶头上司，其他人无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皆拒不从命。所以，不仅湘军以外的人无法进行指挥，即使湘军内部亦必须节节钤束，层层下令，任何人难于越级指挥下级部队。湘军的这些特点，表明湘军不仅是有别于八旗、绿营的军队，而且具有很大的独立作战能力。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湘军地位日益提高，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的崛起，清廷开始就表现出很不放心。在军事上利用它的同时，在政治上对其首领的权限严格加以限制。咸丰四年（1854年），当曾国藩带领湘军攻占武昌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咸丰皇帝喜形于色。这时有人提醒他，“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1]咸丰帝听后大惊，立即收回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的成命。咸丰十年（1860年），当太平军第二次进攻江南大营，大败绿营军，清政府已经无兵可恃时，清廷才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所有巡抚、提督均归他节制。这样，清朝中央的兵权开始下移，湘军代替绿营成为国家的主力军。与此同时，曾国藩本人也由湘军统帅变为东南各省最高的行政长官，军权与政权合一，从而迈开了督抚专权的第一步。

为了便于作战，曾国藩又利用自己的权力，把大批湘军将领举荐为封疆大吏，如举荐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接着，四省的巡抚又将自己的部将举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这样，东南地区就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政治军事集团，其中坚人物有胡林翼、左宗棠、李续宜、曾国荃、李鸿章等人。这些人既拥有重兵，又掌握地方行政大权。同时，他们还因袭湘军军饷自筹的习惯，控制地方财政，诸如举办厘金，改革田赋，甚至扣留解往中央的税收，使清政府控制地方财政的能力逐步丧失。此外，湘军集团还排斥异己，任用亲信，控制了地方用人大权。这样，湘军集团控制了东南各省的军权、政权、财权与用人权，上下相应，成为一股强大的地方政治势力。清王朝内轻外重的局面终于出现了。

上述事实表明，清王朝的根本制度，即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督抚把持的地方分权所破坏。清廷虽然仍高高在上，看起来颇有尊严，实际上，对各省军政事务既起不了决定作用，又不了解情况，一切悉听督抚所为。这样，战时地方的分权体制，实际上就变成了日后国家的正常政治体制。

[1] 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集》卷下，光绪十三年刊，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