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太平天国之打击（第2/2页）

正是在这种政治理想主义的基础上，太平天国制定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土地按好坏分为九等，不论男女，满16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减半。所有这一切都是太平天国试图建立新秩序的努力，是对传统政治经济秩序的一种大胆否定。

但是，在太平天国激进的理想主义背后，隐藏着狭隘的农民意识；在基督上帝的外衣里，其实质反映的却是小农的现实需要与儒家的大同理想。《圣经》中并没有涉及人的政治平等，也没有要求一切财产公有和平均使用。《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方案，正反映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中的广大农民要求经济平均的愿望。洪秀全正是代表了中国农民的这种朴素要求，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皇上帝”，并根据儒家的大同理想，设制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财产，“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途），举选赏德”[10]的乌托邦式太平天国。由此可见，洪秀全在反孔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儒学传统的老路上。他心目中的太平天国，与其说是基督上帝的启示，还不如说是中国传统的小农意识与儒家大同理想相结合的产物更为合适。

太平天国不能用新秩序代替旧传统、最终打破清王朝的政治权威，其政权自身就开始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运动初期，洪秀全创立了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理想主义政治纲领，并依此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使太平天国出现了兴盛的局面。可是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再也不能创立一个新的理论或信仰体系来吸引他的天国的臣民们了。理想主义被盲目主义所代替。而这时的洪秀全却迷恋上了皇权主义。他开始拾起过去他激烈反对过的封建礼教，利用它重建传统的秩序。天王洪秀全称万岁，东王杨秀清称九千岁，以下各王递减。在此基础上，太平天国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为了巩固王权，洪秀全还不断把自己神化，自称“天生真主，命作君王”。[11]“皇上帝”的神威本来是洪秀全用来动员农民反抗的武器，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护卫。也许，对于洪秀全这样的中国传统农民领袖来说，从反皇权主义走向皇权主义，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在洪秀全的影响之下，太平天国领导人全面腐化，最高领导层之间因争权夺利而发生天京内讧。同时，太平天国在下层民众的政治动员也陷于失败。运动初期，太平天国宣扬政治平等、经济平均的口号，对动员农民投入反抗队伍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定都天京后，这种激进的理想主义纲领遇到了现实的挑战。实际上，太平天国从来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将《天朝田亩制度》的方案付诸实践。相反，激进主义的言辞往往是保守主义的面具。太平天国在实践中下令农民“照旧缴粮纳税”，承认乡村经济旧秩序，许许多多的农民开始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表面上信奉外来宗教，反对传统儒学，不惜大肆捣毁孔庙、学宫，引起了那些饱受儒学熏陶的地方士绅的痛恨。太平天国既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又得不到所踞之地士绅的合作，其政权实际上缺乏广泛的合法性基础。事实证明，太平军并没有控制住乡村，乡官制也没有遵照太平天国的政权需要来建设，许多地区的乡官实际操纵在对太平天国不满的地方士绅手里。太平军只能控制一些城镇作为军事据点而已。这样，随着太平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权也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太平天国运动绝不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就政治而言，太平天国运动对近代中国政治变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个民族的军事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新生是不能凭空出现的”。[12]“有洪杨内乱为之因，遂生曾、胡、左、李迭握朝权之果。”[13]“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14]太平天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以及双方力量的消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7，第8232页。

[2] 《文宗实录》卷97。

[3]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6，《户部遵议胜保奏请各省普遍抽厘疏》。

[4]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1—406页。

[5] 《文宗实录》卷106。

[6] 文庆等：《遵议淮盐济楚由》，《军机处录·财政类》，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咸丰五年十月初九日。

[7]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页。

[8]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6页。

[9] 祁俊藻等咸丰三年六月十六日奏，转见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145页。

[10]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洪秀全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2页。

[11] 《太平天国印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0页。

[12] 〔美〕拉尔夫·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一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7页。

[13] 宣樊（林懈）：《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第283页。

[14] 《李鸿章事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