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6/15页）

正如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所认为的那样，这并不只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政策。德米特里·福尔曼说，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Westernism）是一种依赖情结，其他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也都有这样的情结。“对于所有的苏联人民来说，包括党内的高级官员，”他写道，“西方一向是渴慕的对象。到西方旅行是最重要的地位象征。这你没有办法；这是‘在血液里的’，文化里的。”再者，戈尔巴乔夫很享受他个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获得的巨大成功。美国的戈比热是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公众舆论相互吸引的自然而然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能够与西方领导人以及西方人民相处融洽，对于这样的能力，切尔尼亚耶夫很是钦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谈到了戈尔巴乔夫成功地与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建立的友好关系。他说，在对外政策方面，“新思维”毕竟不是原创的或全新的。新的地方在于苏维埃体制的领导人——他本人受苏联社会的影响，却能够如此迅速地摆脱苏联人的那种心态。当切尔尼亚耶夫看到戈尔巴乔夫和科尔聊得很投机的时候，他“感到仿佛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对立与仇恨，都开始模糊了”。

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声称，戈尔巴乔夫个人在西欧和美国获得的巨大成功，让他变得忘乎所以，开始把自己与外国领导人的友好关系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心理上转而寻求西方的认可，那是因为社会政治状况越来越混乱，他在国内的人气开始急转直下。就如同瓦列里·博尔金理解的那样，“民主化开始了，但它突然转向了错误的方向，而且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他的主要对手叶利钦成了它的领导者。这样，戈尔巴乔夫就把他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西方身上了”。另外，批评者们还指出，在使戈尔巴乔夫偏离1985～1987年的内外政策并走向激进政治改革的新路线方面，西方的建议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有害的影响。

苏联外交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直言不讳地说，戈尔巴乔夫为了一时的人气和与西方政治家的良好关系而“浪费了苏联的谈判潜力”。在多勃雷宁看来，西方政治家利用了戈尔巴乔夫的弱点。198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急于结束冷战，因为他在国内的前景不太乐观，需要在对外政策方面有所突破。结果，“在与美国及其盟友打交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外交往往占不到便宜”。科尔尼延科认为，戈尔巴乔夫过于在乎西方的意见和建议，所以就仓促行动，要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作为治国者的戈尔巴乔夫一心想用国际公认的头衔“苏联总统”来代替“共产党首脑”这个称谓。

戈尔巴乔夫与外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显示得清清楚楚：1988年之后——如果说不是更早的话——从社会民主党人到反共的保守主义者，西方人也许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最重要的资源。在他们那里，他找到了理解、倾听的意愿和——这一点十分重要——对其改革宏图的欣赏。而这些都是他在自己的政治局同事当中，甚至是在他本人那些有才识的幕僚当中找不到的。

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也承认他在心理上对西方有依赖感。福尔曼坦承，“戈尔巴乔夫的注意力极度地转向了西方。在他频繁的出行当中，他显然很放松，而在国内，反对的声音和混乱的局面却愈演愈烈”。同样还是福尔曼，他反对这样的说法，即西方利用了戈尔巴乔夫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但他也非常遗憾，戈尔巴乔夫不加批判地采纳了那么多西方的建议。在他看来，对于美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治家的建议，“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是那么在意”，那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西方本身“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会更好。

乔治·布什（George Bush）、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以及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都承认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有过重大的影响但又都否认他的陡然转向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在马特洛克对苏联的事后检讨中，他写道：“如果当初由美国和西欧来控制，把苏联的各个共和国建成一个民主联盟，它们本来是会乐意那样做的。”不过，与戈尔巴乔夫热情的亲西方态度截然不同的是许多西方领导人的内敛的实用主义态度。美国与西方对苏政策的基础不是思想观念、救世的事业和个人的喜好，而是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利益。

对武力的反感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让同时代人和见证者感到困惑不解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非常反感动武。当然，在“新思想者”（new thinkers）当中，对武力的怀疑很常见。它也可被视为一代人所特有的现象，它源自二战的影响又在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浪潮中得到了强化。例如，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私下里把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称作“火星人”，因为他们无视强权政治的法则。“我不知道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一定会有多么不解，”他向自己的儿子坦承，“他们搞不懂，戈尔巴乔夫和他在政治局的朋友们为什么不明白怎样去利用武力和施压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戈尔巴乔夫有反感动武的性格特点。实际上，对他来说，这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经历，不如说是出于他的秉性。非暴力的原则不仅仅是他的内外政策的基础，也是一种真诚的信念，是他个人的道德准则。他的同事和助手都证实：“避免流血是戈尔巴乔夫永恒的关切”；“对戈尔巴乔夫而言，不愿流血不仅仅是个准则，也是他参与政治的条件”。他们说戈尔巴乔夫“天性就是个不仅不会使用独裁手段，甚至也不会诉诸强硬的行政手段的人”。批评者声称戈尔巴乔夫“没有流血的勇气”，哪怕是在国家利益要求这样做的时候。

戈尔巴乔夫声明放弃使用武力并非“新思维”或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为了自由主义的目标而使用武力，而且相当多的自由主义者和以前的异见分子后来都开始认为戈尔巴乔夫在1988～1991年间绝对反对武力是有害的，甚至也许可以说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格里戈里·波梅兰茨称赞戈尔巴乔夫对中欧放手的决定。但同时他也说，戈尔巴乔夫在南高加索、中亚和苏联其他地区“放出了各种破坏力量”——野蛮、种族灭绝和混乱的力量。“国家的首要职责是制止混乱。”波梅兰茨责备说。另一个批评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弗拉基米尔·卢金（Vladimir Lukin）强调说：“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坚定是必需的，更别说苏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