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5/18页）

1975年8月1日，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再加上欧洲其他国家和加拿大的33位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从短期来看，该法案并没有为苏联国内带来任何自由化。苏联的宣传机器把此事吹嘘为勃列日涅夫的最伟大的胜利，而这位总书记在苏共代表大会上也是这么说的。他个人更是将其视为自己主政的巅峰之作。然而，从长远来看，事实证明，法案中含有的有关人权的承诺是埋在苏维埃政权下面的定时炸弹。当葛罗米柯认为异见人士无足轻重因而无须认真对待的时候，他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破坏现政权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但他对全球意识形态及政治发展趋势的解读大错特错。在维也纳大会上，沙皇外交的胜利是短暂的。俄罗斯在自由欧洲后来成了用来吓唬小孩的怪物，这就为俄罗斯埋下了在1853～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的种子。1975年，克里姆林宫又一次在庆祝地缘政治的胜利，却没有预见到它的可怕的后果。

风云乍起的伙伴关系

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战争”突然爆发，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伙伴关系因此而受到了挑战。对于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长期以来存在很大的争议。由于有了苏联的资深官员，尤其是苏联高级外交官维克托·伊斯拉埃良的回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可以有非常透彻的分析。在这次的战争爆发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角色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为了恢复阿拉伯人的尊严以及失去的领土，他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他瞒过了政治局和驻埃及的苏联代表——尽管克格勃和军方对于此次进攻的准备情况肯定是知情的。就像对早先的北越一样，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无法控制或约束他们在国外的代理人。

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访问让那位埃及领导人感到很不是滋味，因为苏美修好有可能意味着它们会联手主张维持中东地区的现状，于是他便着手策划一个两面派的花招。他宣布将17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逐出埃及。尼克松立即通过秘密渠道向勃列日涅夫表示，他对萨达特的决定毫不知情，也没有与他有过秘密接触。实际上，美国当时对于萨达特发出的秘密信号迅速做出了回应。

勃列日涅夫对于埃及和叙利亚的备战很是关切。他本来更愿意与美国共同努力，防止中东战火重燃。他在1973年夏访问华盛顿期间警告过尼克松，莫斯科几乎无法控制它的阿拉伯朋友。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勃列日涅夫的警告没有当真，也没再追问此事。基辛格想要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所以他不想让莫斯科在那里扮演和平设计师的角色。此外，一心想从越南撤军的美国人也没有注意到，在另外一个地区，气氛正变得越来越紧张。既然美国人不愿意一同行动，苏联领导层也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向以色列发出警报，说阿拉伯人即将进攻了。

苏联军政领导人想帮助安瓦尔·萨达特打败以色列并收复埃及的领土。不过，从一开始，他们就感到阿拉伯人肯定会输掉战争。结果证明这种预感是正确的，于是他们就改变主意，想防止自己的阿拉伯盟友彻底崩溃。在“赎罪日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作为政治局领袖，另一个是作为倡导缓和的国务活动家。他以惊人的技巧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巧妙地压制住了想要采取严厉行动的强硬派的气焰。例如，他派主张行动的柯西金秘密访问开罗——在那里，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试图让萨达特听从苏联的建议，但却白费口舌。他还排挤掉了既好斗又无知的波德戈尔内。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始终坚称，他是本着缓和与“基本原则”及防止核战争协议的精神，把跟美国政府的携手合作放在第一位。基辛格在自己的顾问圈子里承认，苏联人“在所有方面都尽力表现得相当通情达理。即便是在中东，我们在那里的政治战略使他们的境况极为窘迫，他们也没有真的想要修理我们”。

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勃列日涅夫想要维持他与尼克松的特殊关系。危机期间，两人第一次以亲笔信的方式互致问候。勃列日涅夫还兴奋地向政治局吹嘘：“尼克松对所有苏联领导人以及我个人都极为尊重。”不过，尼克松此时已被水门丑闻弄得焦头烂额，并由已经被批准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代表他处理美国的对外政策。基辛格及其手下没有错过利用埃及的失败来削弱苏联在该国影响力的机会。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基辛格没有理睬苏联提出的合作建议，从而为取得胜利的以色列人向埃及境内的推进赢得了时间。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抱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了”。10月19日，安德罗波夫警告勃列日涅夫说：“对尼克松而言，遭到弹劾的危险现在要比几个月前还要大。在目前的形势下，犹太人在国会的游说会严重影响到尼克松的行动，以及他执行你访美期间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意愿。这一点不能不考虑。”

为了让萨达特和埃及不至于彻底崩溃，苏联人必须得做点什么。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讨论，政治局给尼克松精心拟就了一封模棱两可的电报，实际上就是1956年那个著名的倡议的翻版，当时苏联人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联合出兵中东以阻止战争。只是在最后时刻，勃列日涅夫同意在电报里添上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内容”：如果美国不想一起出兵阻止战争，那苏联“就迫切需要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措施”。高加索的两个伞兵师被要求进入待命状态，地中海的苏联战舰也接到命令驶向埃及以展示武力。实质上，苏联人摆出的这副姿态只是装模作样，虚张声势，而且还小心翼翼，生怕吓着美国人。

不过，基辛格还是慌了。他没有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通报，就下令美国的战略力量进入仅次于全面核警报的三级战备状态。当政治局于次日早晨再次召开会议商讨可能的应对方案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基辛格的诡计。格列奇科、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基里连科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建议苏联发出动员令。勃列日涅夫考虑到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前车之鉴，建议对此不要理睬。他推断说，尼克松的脑子被国内反对他的运动给弄糊涂了。“让他冷静下来再解释，为什么先发出核警报。”这也许是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最了不起的时刻之一了。事实上，尼克松当时喝得烂醉，是由基辛格撇开总统，一个人在处理中东危机。当尼克松于10月25日醒来的时候，他取消了警报并给勃列日涅夫本人回了一封带有安抚性质的电报。最后，在美苏共同的外交斡旋下，以色列武装力量停止推进，此次危机开始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