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5/16页）

作为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其他方面的素质也对他成为一个推动缓和的国务活动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亨利·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勃列日涅夫是“野蛮的”（相反，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有教养的”）。实际上，勃列日涅夫显示出的更多的是友好而非邪恶，是自负而非有意的冷酷。在1957年6月后斯大林时代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勃列日涅夫这位未来的苏联领导人竟然因为莫洛托夫的粗暴训斥而晕倒了。即便是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策划罢免赫鲁晓夫的时候，他最害怕的也是与可畏的尼基塔发生直接的冲突。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他都非常不喜欢对抗和极端主义。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亲属们都说他“英俊迷人，衣着用心，很讨女人的喜欢”。在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执政时，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工作中一直都在学习如何讨人欢心。在朋友中，他“谦逊、合群、朴素，十分健谈，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勃列日涅夫曾经坦承：“亲和力在政治上对一个人是有很大帮助的。”1963年，一位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期间见到过他的老教师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勃列日涅夫十分英俊：蓝眼睛、黑眉毛，面颊上还有两个小酒窝。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支持他。”勃列日涅夫的友好的微笑就跟赫鲁晓夫用拳头来威胁一样，都是本性使然。

勃列日涅夫天生就是走温和路线的政治家，不喜欢激进的政治举措，不管这些举措是朝着哪个方向。1964年后，当这位总书记的保守派盟友和追随者开始阻挠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时，他没有反对。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也并不想与苏联的科学、艺术和文化界的庞大的精英群体为敌——后者担心发生新斯大林主义政变。他对于能否与中国人消弭意识形态分歧也有疑虑。他知道，在亚历山大·谢列平周围，有一帮“苏联的中国人”，也就是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他们几乎公开说他勃列日涅夫是个过渡人物，一个经受不住醇酒和女人考验的不入流的政治家。

勃列日涅夫的大多数同事都很好斗。在这种环境下开始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对于一个人的生涯来说，是极端困难和危险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的努力成功了。他才智平平，但在政治上却有着良好的直觉和巧妙的手腕。幕僚们回忆说，在权力问题上，“勃列日涅夫非常现实”，而且每当他需要的时候，总能把思想保守的多数派聚拢在自己身边。1964年之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最重要的人事问题上。他与政治局中包括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和安德烈·基里连科（Andrei Kirilenko）在内的几个盟友一起，不知疲倦地给各地区的党的书记打电话，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甚至也向他们征求意见。1967年，从谢列平开始，他逐渐把自己的竞争对手从权威岗位上挪走。到1968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党的机构中无可争议的领导人：政治权力的各个关键位置此时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大约在同时，勃列日涅夫开始对对外政策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而且对于柯西金的国际声望也虎视眈眈。他非常明智，知道自己在国内经济方面比不过柯西金。相比之下，对外政策领域可以为施展个人的外交手腕提供很大的空间，勃列日涅夫的不算出色的才干在那里大有可为。总书记的职位让他拥有强大的优势，因为根据传统，占据这一位置的人也是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因此，由勃列日涅夫来负责安全与军事政策名正言顺。而且他握有人事任命的大权，这在苏联的权力斗争中可是至关重要的工具。

后来，一些西方观察家把勃列日涅夫免去强硬派职务与缓和派在政治局的得势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在勃列日涅夫身边并不存在任何鸽派。即便是在缓和期间，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是正统的。当政治局的军控委员会在1968年初成立的时候，里面尽是勃列日涅夫的那些主张强硬路线的朋友，其中包括乌斯季诺夫（他是委员会的主席）和格列奇科。在斯大林手下平步青云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杰出的技术官僚，曾经在1941年步步紧逼的纳粹鼻子底下组织了苏联工业部门的疏散工作，并在后来成为苏联导弹工程的重要推动者。二十年来，他兢兢业业地领导着苏联的军工综合体。他担心美国会在第一时间打击苏联，因而决心掌握足够的力量，让美国人不敢轻举妄动。安德烈·格列奇科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当时他加入了红军骑兵，参加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后爆发的内战。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他曾经是勃列日涅夫在军中的上级，并从1967年起开始担任苏联的国防部部长。他对苏联打赢未来的世界大战信心十足，对美国和北约极为蔑视。乌斯季诺夫和格列奇科都主张在军备竞赛中不能退让，他们担心对军备的任何限制都会对苏联的安全造成威胁。他们与美国的鹰派可谓旗鼓相当。

1965～1968年，勃列日涅夫让乌斯季诺夫对庞大的军工综合体进行改组和集中管理，它先前已经由于各部委和设计局之间的钩心斗角而陷入困境。这位总书记还大力支持制造和部署三位一体的战略武器：在坚固的发射井里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携带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计划规模尤为庞大：美国的卫星情报部门不安地发现，在1965年和1966年，苏联的战略武器储备翻了一番，正在赶上美国。此后，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就以每年大约300个新井下发射装置的速度在增加。这是个巨大的军备计划——据专家说，该计划“是苏联有史以来在单个武器方面做出的最大努力，也是开支最大的努力，大大超过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核计划”。截止到1968年，战略导弹力量的支出大约占苏联国防预算的18%。武器生产和部署的任何建议，不可能没有勃列日涅夫的同意。

把这位总书记与其正统派朋友最终区分开来的，不是他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宽容和他在思想上没那么保守，而是他要成为和平缔造者的梦想。同时也是因为，正如其笔杆子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决定着国家利益的强国重任无法与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相协调。随着勃列日涅夫开始涉足外交事务，他得到的教训是，不要依靠保守而无知的多数派，而是要依靠少数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的“开明”的对外政策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