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5/14页）

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对许多苏联青年产生了巨大的“温柔的”影响力。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摆乐二战前在苏联就一再被禁，冷战开始后又再度被禁。许多年轻人养成了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而且差不多只是为了“美国之音”的音乐节目。苏联家庭中短波收音机的数量，也从1949年的50万部增长到1958年的2000万部。斯大林在其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曾下令到1954年要停止生产短波收音机，但苏联企业反而开始每年生产400万部这样的收音机——主要是出于商业原因。“美国之音”的“爵士时刻”特别受欢迎。该栏目的主持人，有着一副绝妙的男中音浑厚嗓音的威利斯·康诺弗（Willis Conover），成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许多年轻人暗中崇拜的英雄。他们哼着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和格伦·米勒的歌——尽管有许多词还不理解，听着艾拉·费兹杰拉德（Ella Fitzgerald）、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杜克·埃林顿（Duke Ellington），还有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的即兴演出。后来又有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美国之音”的听众据说有几百万。美国音乐明星的唱片在商店里是买不到的；要是能搞到一张外国产的黑胶唱片，那就会被认为是个奇迹。20世纪50年代末的磁带录音机开始改变了这一切，苏联青年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音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在“铁幕”上戳几个小孔，赫鲁晓夫及其反复无常的政策所起的作用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大。尽管强硬派在1956年底又占据了上风，但赫鲁晓夫还是想把去斯大林化继续下去。奇怪的是，要求苏联人民保持“道义和政治上的团结”是拿冷战作为理由，而为了进行温和的改革，以便在西方人面前展示一个善意的苏联形象，也是拿冷战作为理由。在对匈牙利进行镇压之后，赫鲁晓夫、米高扬和谢皮洛夫都主张再次采取“和平攻势”。于是就有了1957年7～8月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节”，它对于苏联国内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苏联对于外国人实际上一直都是大门紧闭，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合适的旅游设施。这次活动的组织者面临着许多严峻的困难。例如：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酒店不但数量少，设施也不完备；没有夜生活、广告、像样的衣着、节日的服装和器材；缺少快餐店、饭店及购物的机会。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相比，所有这一切都暴露出苏联社会和经济的相对落后。

赫鲁晓夫让全联盟列宁主义共青团的领导负责此次活动，并指示“要用我们的拥抱让外国客人喘不过气来”。结果，联欢节成了莫斯科的大街和广场自1918年以来的首次“社会主义嘉年华”。甚至连克里姆林宫也为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打开了大门。苏联当局没料到活动的规模这么大，所以没能保持对它的集中控制。结果联欢节变成了盛大的草根活动，让所有的舆论导向控制和群体控制的企图都失败了。三百万莫斯科人盛情款待了三万多外国青年。东道主表现出了无比的好奇和热情。首都的许多角落都成了临时的讨论场所——这对于苏联公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联欢节在和平时期做了二战最后阶段做过的事情。1945年，战争让俄国人进入了欧洲。1957年，苏维埃政权自己把世界介绍给了莫斯科。年轻的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拉美人和亚洲人出现在苏联首都的大街上，粉碎了宣传部门的陈词滥调。在苏联媒体中，有人在回忆录中说：“美国人被描写成两种样子——要么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胡子拉碴的失业穷人，要么是穿着小礼服，戴着高顶礼帽，嘴里叼着粗雪茄的大腹便便的资产阶级。也有第三种人——无望的黑人，他们都是三K党迫害的对象。”苏联人见识了思想奔放、衣着时髦的青年，他们的恐外心理和对告密者的畏惧几乎在一夜间便烟消云散了。联欢节的许多亲历者后来都觉得，这次活动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跟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样影响深远。爵士乐音乐家阿列克谢·科兹洛夫（Alexei Kozlov）认为，“1957年的联欢节是苏维埃体制崩溃的开始。在联欢节之后，斯大林主义社会的分裂已经不可逆转。联欢节培育出整整一代过着双重生活的异见分子和知识分子，同时也诞生了党和共青团的新一代官员——这些口是心非的家伙什么都明白，但表面上还是对这个体制表示忠诚”。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回忆说，在联欢节之后，“所有关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言论都显得荒唐可笑”。影评家迈娅·图罗夫斯卡娅（Maya Turovskaya）认为，在联欢节上，苏联公民能够在三十年后首次接触到世界：“如果没有这次的联欢节，‘六十年代人’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确认为苏联能够在科学、技术、消费品及总体生活水平上赶超美国。1957年，他提出了“赶超美国”的口号，这是他要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承诺的基石。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斯普特尼克”号的巨大成功，让赫鲁晓夫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并不担心让苏联公民了解美国的成就。当1959年7月首届美国国家展览会在莫斯科的索科利尼基公园开幕的时候，有几百万莫斯科市民蜂拥而至，参观美国人制造的产品并品尝百事可乐。赫鲁晓夫对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解释了自己的意图：“美国人以为苏联人民看到了他们的成就后，就会对苏联政府背过身去。但是美国人不理解我们的人民。我们要反过来利用这次展览对付美国人。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人民：瞧，这就是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一百年时间才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会使我们有可能用更快的速度做到这一点。”

不管赫鲁晓夫本来怀有什么样的意图，他这样的吹嘘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苏联的反美宣传。他说要达到美国那种繁荣水平（即这种繁荣在物质上的各种标志），这个承诺倒是让许多苏联人印象深刻。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公正地说：“斯大林从不允许拿资本主义的现实与社会主义进行比较，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在这里建设的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全新的世界。”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一般苏联人对世界的看法。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开始习惯于拿美国的生活水平与自己的生活进行对比，从而形成了一种自卑心理。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意识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要比苏联的高出许多。而且，姆林纳日继续说，那些寻找原因的人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妨碍他们过上美国那种生活的主要障碍就在于现存的经济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