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5/15页）

没人敢批评赫鲁晓夫的这些草率的举措。但在私下里，一些高级军官却极为担忧。缺乏实实在在的力量的支持，把重点放在核导弹和扩张计划上，这种做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不久便遭到怀疑。后来，赫鲁晓夫的批评者提出：“我们在大战后刚刚喘了口气。我国还没有从与希特勒的战争中恢复元气；人民不想要战争，不希望战争。幸运的是，一切都还好，而赫鲁晓夫同志马上把这说成是他天才的产物。”高级军官不可能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的军队改革，但他们抱怨“尼基塔做的蠢事”，并想方设法抵制它。总参谋长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Sokolovsky）元帅为了抗议赫鲁晓夫在1960年的裁军而辞去了职务。一些最有才智的将领则利用在保密杂志《军事思想》（Military Thought）上进行“理论讨论”的机会，对赫鲁晓夫过于依赖核武器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在1960年和1962年，彼得·库罗奇金（Petr Kurochkin）大将、阿马扎斯普·巴巴贾尼扬（Amazasp Babadzhanyan）上将及其他作者，都赞同马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中和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所说的，把重点只是放在核报复上，那就在投降与自杀之间失去了选择的余地。

赫鲁晓夫没能说服他的元帅和将军们，但他迫使他们接受了他的“新面貌”。国防部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总参军事学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准备就核武器时代的军事战略问题写一本保密书籍。他命令由不太愿意的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来完成这个项目。该书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下次战争将会是核战争；该书还认为，战争的开局（第一波打击）具有巨大意义。它还表示，苏联拥有核武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吓阻美国，而不是为了发动核战争。核战争的破坏性太大，因而必须避免。这本书数易其稿，直到赫鲁晓夫最后满意了才在1962年获得批准以《军事战略》作为书名公开出版。在这位苏联领导人看来，这对美国人“发热的头脑”来说，是个“冷静的”提醒。

出乎意料的是，赫鲁晓夫的做法遇到了另外一个批评者，那就是中国的领导层。1957年I1月，在世界共产党大会上，毛为苏联的新的核导弹的威力喝彩，认为这让共产主义力量有理由对西方帝国主义更加有所作为。同时，他还要赫鲁晓夫与中国分享核武器及导弹的技术。1957～1959年，中国人得到了R-12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技术，以及制造原子武器的整个技术资料。苏联人甚至保证向中国人提供原子弹的实物样品。然而，毛永远无法原谅赫鲁晓夫，因为他在没有与中国人协商的情况下就发表了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认为去斯大林化是个严重的错误，甚至也许对他自己的权威也造成了威胁。而毛也很不喜欢赫鲁晓夫幻想的核力量的两极化，因为那等于是把中国降格为二等大国。

当苏联军方要求北京为苏联在太平洋的海军和潜艇舰队建造联合基地的时候，毛的怨恨终于按捺不住了。毛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1958年7月31日，为了平息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怒火，赫鲁晓夫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乘飞机来到北京，但他却受到东道主接二连三的羞辱和无礼对待。他还震惊地发现，在他对核武器时代的想象与毛的野心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毛对赫鲁晓夫就像斯大林在广岛轰炸后对美国人一样：他对核武器不屑一顾，说它是“纸老虎”。“我努力对他解释，”赫鲁晓夫回忆说，“一两颗导弹就可以把在中国的所有军队化为齑粉。但他甚至连听都不愿听，而且显然是把我看作胆小鬼。”赫鲁晓夫没有把自己的担忧透露给主席团的同事，但中苏之间漫长的蜜月期结束了。

让苏联人吃惊的还在后头。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既没有向莫斯科也没有向华盛顿发出警报的情况下就开始炮击金门——一个仍由国民党控制的近海群岛。毛曾对身边的人说，“这些岛屿是两根让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跳舞的指挥棒”。通过策划这次挑衅行动，这位中国领导人把美苏两国的领导人都拖进了一场核边缘政策的游戏——但这次不是按照他们的意志而是毛泽东自己的计划。在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通信中，中国的各位领导人建议，尽管在1950年就签订了中苏条约，但美国要是使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中国，苏联不要对美宣战。这让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大惑不解。他们写信给北京说，这样的安排是“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的犯罪”，会让敌人“觉得他们能把我们分开”。

只要中国人的行动与莫斯科的战略保持一致，赫鲁晓夫并不介意帮助中国对付这个群岛。然而毛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虚张声势让他觉得这要么是不负责任的教条主义，要么是“亚洲人的狡猾”。赫鲁晓夫讨厌与东方的共产党盟友共享核力量。1959年6月20日，主席团不声不响地取消了中苏在原子弹方面的合作。本来准备用船运往中国的一套原子弹装置连同整个文件资料都被销毁了。毛对赫鲁晓夫权威的挑战让这位苏联领导人非常不安。据特罗扬诺夫斯基说，赫鲁晓夫一直在考虑中国问题。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人炮击金门未能取得任何成果，赫鲁晓夫还是希望他的核恫吓会在德国和西柏林有所收获。

核边缘政策的动摇

就在赫鲁晓夫提议苏联单方面裁军的时候，他的“新面貌”开始动摇了。问题又是首先出在中国。这位苏联领导人于1959年10月出现在那里，就在他成功的美国之行之后。显然，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自己到北京是属于胜利归来。他已经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承诺，各大国要在巴黎就德国和柏林问题召开会议。然而，毛泽东却公然嘲笑那个看起来似乎像是雅尔塔－波茨坦“体系”的第二版的东西。正在庆祝革命胜利周年纪念的各位中国领导人，决定教训一下这位苏联领导人。他们指责他以牺牲他们为代价去迎合美国。正中毛下怀的是，赫鲁晓夫很快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于是会谈就变成了争吵。在场的安德烈·葛罗米柯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徒劳地想使会谈回到积极的轨道上来。赫鲁晓夫从中国回去时情绪非常低落，不停地咒骂毛。在接下来的苏共全会上，他指示苏斯洛夫报告有关中国同志的恶劣行径，但他在主席团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同事，都把中苏关系的恶化归咎于他的粗鲁与笨拙。

毛的批评加剧了赫鲁晓夫的自我怀疑。这位苏联领导人正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裁军得罪了军方，并使得巨型军工综合体的前景变得模糊起来——这牵扯到苏联80%的工业企业，尽管程度不等。他的那些老对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仍然是党员，他们在迫不及待地等着他的计划破产。对于赫鲁晓夫即将开始的巴黎之行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的国事访问，苏联官员尤其是民众的期望很高。万一巴黎之行失败，那这位主席在政治上的权威地位，甚至是他对苏共精英的控制力，都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这位从来就不是一个老练的谈判专家的苏联领导人，喜悦之情一下子就没了，而且还开始产生怀疑：要是西方领导人让自己空手而归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