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5/14页）

战时的交往，尤其是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证实了一个广泛流传的看法：美国是个具有超常的经济与技术力量的国家。甚至斯大林也对自己身边的人坦言，在1941～1942年，如果美国人和英国人“没有提供租借物资帮助我们，我们就对付不了德国，因为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本来打算给平民的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大部分都被官员私吞了。所剩无几的一点点让领到的人千恩万谢。战时的宣传节目和租借物资还使美国的文化影响力有机会渗透到苏联社会。高级官员及其家人可以看到包括《卡萨布兰卡》在内的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大使馆，对于西方有能力影响俄罗斯持怀疑态度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承认，“不能低估”放映的电影所产生的善意。在1941～1945年间，数千名苏联军方的官员、贸易代表和情报人员奔波于美国各地。美国生活方式的活力与标准让来访者心中五味杂陈：迷恋、困惑、嫉妒，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在此后的几十年，苏联访问者都对自己的美国之行无法忘怀，而且还跟子女和亲戚一起分享他们的印象。

不过，苏联精英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成见。苏联官员当中很少有人清楚美国政府和社会的运转方式，连那些高级官员也是如此。苏联驻美大使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Alexander Troyanovsky）——他也曾担任过驻日本大使——表达过他的困惑：“如果说可以把日本比作钢琴的话，那美国就是个完整的交响乐团。”苏联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一种排外而恐外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说的是没有办法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苏联的“新话”。有些苏联官员觉得，美国的上层社会对待他们——往好里说——有一种屈尊俯就的意味，一种物质与文化上的优越感。率领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总参情报总局（GRU）局长费奥多尔·戈利科夫（Fedor Golikov）元帅对哈里·霍普金斯很生气。后者是罗斯福的助手，也是美苏伙伴关系最坚定的支持者。戈利科夫在自己的日记中把霍普金斯说成是“无耻的伪君子”：“这位大人物的小听差”觉得，“我们这些苏联人在他面前就该像乞丐一样，对主人桌上的残羹剩饭必须耐心等待，千恩万谢”。很久以后，莫洛托夫也表达了他对罗斯福本人的类似的感觉：“当时，罗斯福相信俄国人会低三下四、点头哈腰地向美国乞讨，因为[俄国]是个穷国，没有工业，没有面包——所以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的人民已经为牺牲和斗争做好了准备。”

尽管有了从北冰洋运来的援助，但苏联官员和军方中仍然有许多人认为，美国是在有意拖延，要等到俄国人消灭了大部分德军之后，或者也许是德国人消灭了大部分苏军之后，自己才会在欧洲发动攻势。在苏联精英看来，苏联为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美援乃是对它的回报；因此，他们从未觉得有必要表示感谢并对自己的美国盟友礼尚往来。这也是让与他们打交道的美国人十分不满的原因之一。1945年1月，莫洛托夫正式向美国提出贷款请求，只是它听起来更像是要求而非有求于人的请求。这让一些美国人很是反感，也让其他美国人愤愤不平。结果，莫洛托夫又一次拒绝了“讨要主人桌上的残羹剩饭”。在苏联高层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给苏联贷款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样可以预防美国经济在战后不可避免的衰落。在一群理想主义同情者的帮助下，苏联情报人员刺探到了美国的工业和技术秘密。苏联人就像是这样一群客人——他们得到了主人的慷慨帮助和热情招待，但即便这样还是无礼地偷走了主人作为奖品得到的宝贝。

罗斯福把苏联当作平等的伙伴和大国来对待的政策，骄纵了苏联官僚。1944年底，斯大林要罗斯福同意恢复“被日本在1904年的背信弃义的进攻所侵犯的俄国以前的权利”。罗斯福同意了，甚至都没有坚持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对苏联驻美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满意地说：“美国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从我们与美国未来的关系来看，这一点很重要。”莫斯科有许多人指望苏联在东欧的计划也会得到类似的迁就。1944年底，苏联情报部门的首脑们认为：“对于这些（东欧）国家战后的前途，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清晰的政策。”

大部分苏联官员都相信，美苏之间的合作在战后还会继续，尽管这其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波折。1944年7月，葛罗米柯认为，“在我们与美国的交往中，虽然有可能会时不时地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两国之间战后继续合作的条件肯定是存在的”。李维诺夫把“防止英美结成反苏集团”视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他期待在美国退出欧洲之后，伦敦与莫斯科之间有可能达成“友好协议”。而莫洛托夫本人当时也这么想：“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一点很重要。”

无数的苏联精英与普通公民当时是怎么想的，这方面只有一些零星的资料。不过，苏联报纸和中央当局在1945年收到的许多来信中都问到一个问题：“美国在战后还会帮助我们吗？”

在罗斯福的帮助下，雅尔塔会议成了斯大林在政治上最辉煌的胜利。苏联官方从上到下都显得信心满满。外交人民委员部在驻外苏联外交官中传阅的雅尔塔会议成果备忘录中写道：“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谋求妥协的倾向明显。我们认为此次会议是非常积极的，尤其是在波兰和南斯拉夫问题上，以及在战争赔偿问题上。”1945年4月，美国人甚至也没有与苏联人争着攻打柏林。斯大林为此还私下里夸奖了欧洲盟军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的“骑士风度”。

事实上，就在罗斯福对苏方意图的怀疑开始与他想在战后继续合作的愿望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去世了。罗斯福在听说了苏联人在东欧的占领手段后十分愤慨。他气愤地与斯大林就所谓的柏林事件交换了意见。总统在1945年4月12日的突然辞世，也让克里姆林宫非常意外。莫洛托夫到美国人在莫斯科的驻地斯帕索宫（Spaso House）吊唁时，“看上去深感悲痛和不安”。斯大林的传记作者之一表示，就连斯大林对于罗斯福的去世也是心绪烦乱。这位战时的伟大而熟悉的伙伴，并且在和平时期也有可能如此的伙伴走了。新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怎么样，还是个未知数。这位密苏里州的政治家有些话让苏联人听起来很刺耳。莫洛托夫对于自己1945年4月23日与杜鲁门第一次打交道就发生激烈冲突所做出的反应，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杜鲁门当时指责苏联人违反了在雅尔塔就波兰问题达成的协议，而且甚至没等到莫洛托夫的抗辩就中止了会谈。震惊不安的莫洛托夫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电报，汇报此次会谈的情况。当时也参加会谈的葛罗米柯觉得莫洛托夫“担心斯大林在这件事上会拿他当替罪羊”。最后，莫洛托夫决定让这件事过去：在他的与杜鲁门会谈的记录上，对于总统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和莫洛托夫的灰溜溜的离开只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