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业革命前的设计（第7/20页）

这股复兴风潮，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不同，发展出不同的形态：

法国皇帝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企图通过建筑和设计强调他作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新统治者的权力实质，因此采用古典主义风格，特别是罗马风格，建造了一系列纪念性建筑，比如拿破仑修建的雄狮凯旋门（法语：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就是罗马同类建筑物的宏大化复兴，同时也暗示他本人取得了比罗马恺撒大帝（Gaius Julius Caesar, 100—44 BC）更为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成就。拿破仑在卢浮宫、凡尔赛宫都定制了大量极为奢华、具有强烈罗马风格的家具、用品，包括服装、软饰、绘画、雕塑等，都尽量突出罗马式的宏伟，目的性很鲜明。

英国人则由于其清教徒（Anglicanism）的国民性，对于法国式的宏大奢华颇不以为然，转而从中世纪寻找灵感，因此在19世纪初发展出模仿中世纪风格，特别是哥特风格的建筑、产品、平面设计，为后来的“工艺美术”（the Arts and Crafts）运动奠定了思想和形式的基础。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刚摆脱英国统治而缺乏统一的民族传统，因此便融会欧洲各国的传统，形成古典复兴的折中主义。

有些建筑和设计理论界的研究者，据此而简单地将三个国家的复古运动罗列为：法国——古典主义复古；英国——浪漫主义复古（中世纪或者新哥特主义复古）；美国——折中主义复古。这恐怕过于简单和武断了。事实上，自从这些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来，建筑投资的来源已经多元化，用品生产也面临一个日益多样化的市场，在设计风格上自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用单一风格来概括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的风格和发展趋势，是不够客观和全面的。比如法国，在以古典复古风为主的前提下，也有希腊风和托斯坎尼风的出现；而英国在以中世纪和哥特风格为主的前提下，也有少量古典主义的复兴建筑兴建；美国则更是包罗万象，以折中的方式将所有欧洲传统风格兼收并蓄地使用，这既与当时美国人文化心态上的自卑感有关，也和新大陆上通过各种方式发家致富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审美需求有关——用堆砌欧洲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细节，混杂各种不同风格的家具、用品、艺术品，来炫耀他们的财力和膨胀的自信心，这才是重点。至于这些装饰风格与整栋建筑的设计构思到底有什么内在联系，他们并不在意，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复杂纷繁的奢华形式。

拿破仑时期设在枫丹白露宫内的宝座大厅，极尽奢华，尽量突出罗马式的宏伟。

虽然政治考虑是主要动机，但是当时通过对大量的考古发掘以及古代典籍的研究，加深了对罗马以前的风格的认识和研究，确实成为当时的设计活动的新的灵感源泉。自从18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期间，欧洲在世界考古上有很大的进步，考古学家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研究人类的起源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探索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到考察美索不达米亚的灿烂过去，从戈壁滩到帕米尔高原，从安第斯山的南美洲印第安文化遗迹到记录了欧洲史前文明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洞穴壁画，到处都留下了这些考古者的踪迹。欧洲政府大都成立了自己的国家科学院，通过专项资金来资助这些考古和探险活动，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人们对于古代文明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仅仅就建筑而言，人们所了解的不仅仅是书本上记录的建筑，而且能够通过考古发掘看到真实的古典的 建筑形式。对意大利庞贝古城的发掘，把罗马的建筑、城市规划、室内设计、园林设计和环境艺术完整地呈现在欧洲人面前。加上大量的古代典籍被发现和翻译，更增加了人们对于古典文明的了解和认识。不少欧洲学者根据这些成果深入研究、撰写著作。他们对于古希腊、托斯坎尼文明的研究，以及随即对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为学术界和普通民众揭示了西方古典文明的真正根源，给当时的建筑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泛而深入的基础。在当时掀起的对古典建筑系统化研究的热潮中，意大利建筑家吉奥瓦尼·B.比拉涅西（Gl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1720—1778）的成就尤其卓著，他的研究成果对当时的建筑界来说，完全是开创性的。

长期以来，受文艺复兴思想体系的影响，罗马风格一直被认为是古典建筑之源，是古典主义的集中体现。而18、19世纪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成果表明，所谓建筑之源的罗马风格，其实并不是源，而只是流，真正严肃的、理性的建筑是更加早期的古希腊风格建筑，甚至是托斯坎尼风格建筑。人们开始对希腊文明、托斯坎尼文明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出一个高度理性化、理想化的时代。希腊的哲学、美学、科学、诗歌、戏剧、音乐、美术如此绚丽多彩，而它的建筑也如此之成熟——其民主特征通过建筑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正因如此，罗马人才在征服希腊的过程中完全照搬了希腊建筑体系和其他所有的文化内容，并逐步形成罗马文化。而罗马文化，则伴随着罗马的征服战争，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基于这样的认识，希腊和更早时期的托斯坎尼文化被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先进建筑家们视为最高经典，欧洲也自18世纪末开始，出现了称为“新希腊主义”的建筑设计、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的热潮。

具有高度民主精神的希腊、托斯坎尼风格，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其政治立场的最好诠注，因此很多西方国家在19世纪的公共建筑设计上都采用了这些风格特征。美国总统办公和居住的白宫（White House），就是希腊风格和托斯坎尼风格的混合形式。美国的创立者们殷切希望通过这栋建筑，向世界阐述自己的新国家所包含的政治内容。

古希腊的建筑遗址，向后人展示了绚丽的古代文明。

勒杜瓦设计的贝桑松剧院（Théâtre de Besançon, 1784）。

新希腊主义风格在整个欧洲也有相当水平的发展，其中法国是一个重要的探索区。法国有两位建筑家、设计师，一位是埃廷涅－路易斯·波勒（Étienne-Louis Boullée, 1728—1799），另外一位是克劳德·尼可拉斯·勒杜瓦（Claude Nicolas Ledoux, 1736—1806），采用古典的简单几何形式来设计建筑、公共设施，是试图采用古代传统开辟新的可能性的先驱。后者设计的化工工厂建筑（1755—1779）和巴黎附近的公路收费站（1785—1791）采用的就是托斯坎尼风格。在德国首都柏林，卡尔·戈特哈德·朗汉（Carl Gotthard Langhans, 1732—1808）设计了新希腊风格的勃兰登堡城门（The Brandenburg Gate, 1788—1791），这座城门成为欧洲19世纪兴建的大量纪念性城门的第一座，振兴了德国的古希腊风格。与此同时，德国建筑家佛里德里克·基利（Friedrich Gilly, 1772—1800）为佛雷德里克大帝设计了佛雷德里克大帝纪念碑（The Momument to Frederick II）和普鲁士国家歌剧院，采用的也主要是非罗马式的古典风格，特别是希腊和托斯坎尼风格。这些建筑内的家具、室内设计、灯具、窗帘也都是采用这些风格，设计上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