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青帮阴谋（第6/8页）

北伐期间，蒋介石委任这4个人担任他在上海一带的“特使”，做他的耳目。现在，他们聚集到祁齐路的指挥部，向蒋介石汇报他们搜集到的情报。这4个人离开后，蒋介石又接见了从他的家乡浙江省来的一帮银行家和上海商会的一批保守派代表。听取了他们汇报的情况后，蒋介石和他的参谋军官们凝视着一张上海地图，考虑如何重新部署手下的军队。当时，上海城内只有3 000名国民党士兵，并且主要集中在工人居住的闸北区，蒋介石并不信任他们。蒋介石随后又同黄金荣、杜月笙，以及上海三大亨中的第三个成员、蓝帮首领张啸林聚到一起，制订最后的计划，准备把上海从共产党人手中夺回来。

与外国租界当局的恐惧相反的是，“左”派取得胜利后，并没有实施大屠杀。共产党对这个城市的控制还很薄弱，总共只有不到3 000名带着武器的工人替代那些被打跑的警察执行巡逻任务。临时组建的市政府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里，但很多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仍然不完全相信蒋介石会对他们下手。兴奋之余，很多共产党人仍在憧憬着重新联合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的光辉前景。那些承认两党之间存在尖锐分歧的人正试图寻求在政治上安抚蒋介石的办法，而不是准备迎接一场军事上的对抗。

3月30日，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杭州，蒋介石的军队和青帮动手了。他们关闭了工会的办公室，殴打或杀害反抗的人。上海的“左”派对此仍没有警觉，他们并没有把此事看作一个预兆。

与此同时，蒋介石态度坚决地向采访者们表示说，“没有发生分裂”，“国民党内部仍很团结”。第二天，他在上海实行戒严。按照计划，青帮出面成立了一个“温和的”工会组织，以便制造混乱，削弱“左”派在工人中的力量。

接下来的两周中，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发表团结声明，在向上海的无产阶级示好的同时，也迷惑了那些“左”派的对手们。正如前一年他在广州政变前夕的所作所为一样，他的对手们被他那前后矛盾的声明搞得晕头转向，搞不清他下一步会干什么事。3月28日的《字林西报》激愤地说：“如果蒋介石想从共产党人的手中夺权，他必须快速而又无情地采取行动。”而在4月8日，该报又报道说：“他对共产党人那种半心半意、心怀歉疚的攻击让人不敢断定两派之间的裂痕是否真的不可修复。”

4月1日，被解职的国民党中间派汪精卫结束在欧洲的流亡生涯，返回国内，这再次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迷惑敌人的机会。汪精卫此次回国是为了接替蒋介石，再次担任国民党主席一职。蒋介石拿出两天的时间，恭敬地与一年前在广州向他屈服的汪精卫进行商谈，参与谈话的还有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三人就将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中驱逐出去是否明智一事展开了争论，汪精卫同意组织一次党内会议来“商讨”此事。

他们一起讨论的时候，蒋介石表现得非常顺从，他的表现让人觉得武汉国民政府似乎比他更担心党内分裂的问题。4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全党，公布了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党中央领导的讲话内容：

（蒋介石撒谎说）我坚信，汪主席此次回国履职将实现国民党真正的集中领导，因此我们可以在不分裂党的情况下实现国民革命的最终胜利……从今往后，一切与党国福祉有关的事务将皆由汪主席处理，或在他的指导下办理……我们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各项工作，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服从。

蒋介石这么做是为了等待时机，同上海的资本家们做一笔金钱上的交易。他将和青帮的三位大亨一起，以整个上海城为抵押，索取一笔巨额赎金，这将是他们漫长而繁忙的人生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敲诈。他们的第一个确定无疑的目标，是保护自己的据点不被共产党夺走。黄金荣和杜月笙认为，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按照最高标准索要一笔“保护费”，从而获得大笔的钱财。这些钱中的一部分将交给蒋介石作为行动经费和个人财富，剩下的则归青帮所有。因此，他们同商会、银行家和众多的小行会展开了长时间的谈判。

50个心惊胆战的商人组织成立了一个联合会，会长由与蒋介石认识时间最长的一个朋友，一家日本轮船公司的买办担任。加入联合会的有丝绸商同业行会、面粉商同业行会、茶商同业行会、银行家协会以及本土银行业协会。这个联合会代表了上海最富有的阶层，也代表了中国大部分的商业资本和财产。联合会派了一个代表团谒见蒋介石，并“借给”他300万元。4月4日，这笔钱到位了，但这仅仅是一笔定金，几天后，又给了他一笔700万元的“贷款”。另一个代表团与蒋介石协商后，拿出1 500万“由他处置”。两周之后，蒋介石又得到了一笔3 000万元的“贷款”，这使他有了充足的资金在南京建立一个新的“温和的”政府。现在，蒋介石手里已经有5 000多万元可供自己“随意支配”的资金。这仅仅是他们公布出来的数目，实际上到底又有多少钱转到了他的手里，一直没有确切的记录。

在1927年的中国，稍微有点儿政治意识的人都不难明白，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蒋介石一派被公开称为“西山”派，这是以右派召开会议的地点命名的。

“我们获悉蒋介石正准备再次背叛我们，”4月1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说道，“我知道他们又要耍花招，不过这一次要完蛋的是他了。我们会像挤柠檬一样把他挤烂，然后扔掉。”

斯大林对上海正在酝酿的阴谋了如指掌，不过他不允许周恩来或其他共产党人采取任何行动。此外，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国际还公开向蒋介石示好。法国共产党日报《人道报》将蒋介石到达上海一事称为“世界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苏联的《真理报》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把工人们鼓动起来，而与此同时，他又让他们把武器都藏起来，以免被蒋介石收缴。斯大林的做法是在把中国共产党人推向断头台，不过当时共产党领导层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4月的第一周，蒋介石下令他在上海唯一的一支军队，就是同情工人们的那支军队撤离市区。这支军队的指挥官薛岳匆忙赶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以反革命的名义逮捕蒋介石。当时在上海，除了蒋介石那支规模不大的近卫部队和执行戒严任务的巡逻兵之外，再没有其他部队会阻挡他们抓捕蒋介石，而蒋介石的卫队和巡逻兵人数也比薛岳部队人数要少得多。共产党没有同意他的建议，反而建议薛岳装病，以便拖延撤离的时间。机会就这样失去了，薛岳率部撤离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