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与熊共舞（第5/10页）

鲍罗廷发现自己再次成为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名人。他以做事大胆、处事冷静而广为人知，苏联的无产阶级再次将其列入“伟人”的行列。他结识了当时正在苏联旅游的伊萨多拉·邓肯，温斯顿·丘吉尔的表兄弟、自由派雕刻家克莱尔·谢里丹曾在西方媒体上半真半假地向列宁建议，应该派鲍罗廷来担任驻英大使。

但是，大众对他的热捧以及他与列宁关系亲密引起了其他派系的人们的嫉妒。

他在来中国前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在1921年去英国煽动煤矿工人大罢工。几个月后，他在格拉斯哥被捕，在巴里尼监狱关了半年，获释后被逐出英国。

1923年2月，鲍罗廷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列宁已经准备好派他去广州。

鲍罗廷坐火车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贝加尔湖，然后再从那里出发，来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短暂会面后，他继续乘火车赶往上海。在上海，他会见了驻沪的苏联代表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然后乘船前往广州。如果乘坐普通的客船和货船，就必须借道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会因为在苏格兰留有案底而被香港警方认出。鲍罗廷别无他法，只能选择乘坐一条直达广州的轮船。那条船又小又破，锈迹斑斑，就跟一艘运煤船差不多。它颠簸着向南行驶，在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差点儿被海浪掀翻，幸亏在台湾岛靠岸躲避才逃过一劫。甲板上那200只用围栏围起来的绵羊却被淹死了。几天后，这艘船摇摇晃晃地驶进珠江，停到了广州港，船上的羊肉竟然也都卖掉了。

鲍罗廷此行的目的，是指导孙文如何把国共合作之后的国民党转变成一个以强大的以群众运动为后盾、纪律严明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并不直接并入国民党，而是与其合作，辅助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做出的决定。他们准备建立一支用国民党思想武装起来的、完全独立于任何一派军阀的新型军队。为了打好军队建设的基础，苏联人计划为孙文创办一所军事学校，教员由苏联军官来担任。在去会见孙文的途中，鲍罗廷借机观察了一下这座城市，实地了解了国民党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广州城里挤满了士兵，总数大约有40 000人左右，都是各路军阀手下的那些反复无常的家伙。他们现在由国民党发饷，为此孙文每天要支付26 000美元的费用。真正效忠孙文的贴身护卫只剩下200人，其他的都在前一次的广州之乱中被陈炯明的部队杀害了。

得到喘息机会的陈炯明将军打算重返政坛，他再次率军兵临广州城下，准备重新夺取这座城市。孙文花钱请来的那些雇佣兵整天在街头晃悠，只知道消遣作乐，根本没做任何防御准备。

鲍罗廷马上从中国共产党那些负责街头工作的干部中招募了540名志愿者。11月15日，也就是鲍罗廷到广州的5周后，鲍罗廷带着这支顽强的战斗部队前去面见孙文，不料却发现孙文正在准备卷铺盖走人。孙文觉得这一次陈炯明会血洗广州城，因此孙文此时只想跟他谈如何离开此地的问题。

鲍罗廷此时只得亲自组织领导广州的防务，他采取了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常用的作战方法。这种战法虽然血腥，却行之有效。他的作战部队用一种中国传统军事行动中从没出现过的作战方式向敌军发起进攻。以往，中国人打仗总是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但这些伤亡大部分都是因为混乱和伤及无辜平民所造成的。鲍罗廷此次采用的是一种目标单一、组织严密的作战方法。与此同时，意志顽强的共产党组织者们也发动那些军阀部队，鼓动他们参加战斗。这种气势汹汹的方法把陈炯明吓得汗毛倒竖，率领军官们迅速逃离了广州城，他手下的步兵也紧随其后，逃得无影无踪。鲍罗廷凭借区区500人的先锋队，击退了数千名敌军，大获全胜。

鲍罗廷能在此紧要关头出现在广州，对国民党来说真的是一大幸事。孙文当时已经染上了疟疾和其他的一些疾病。从孙文的角度来看，由于一直沉湎于北伐这一终生目标，虽然已在广州经营了5年，但其地位依然很不稳固。在广州城中的保守派买办和商人眼里，孙文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价值了。

孙文与云南、广西两地军阀之间的结盟时断时续，导致位于广州的南方政府的势力范围几乎没有超出珠江口。只有一次，在一场大战中，他手下的将士们打到了远处的农村，随后双方军队便客客气气地后撤，重演了中国传统的臭弹战术，也就是在这样的战斗中，除了喧天的锣鼓声和刺鼻的臭味，双方都不采取具体行动。

即便是在广州城内，孙文的统治也很薄弱。他手下的那些雇佣军无法无天，与海盗、三合会成员以及经常欺负店铺主人的街头流氓们一起在大街上横行霸道。

一位西方旅行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广州城）几乎已经完全被那些衣衫褴褛、行为懒散而又极具破坏性的流浪汉和曾经的匪徒们所控制。广州城的大小庙宇、被没收的工厂、强占的房屋以及其他任何没有外国军队保护的地方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几乎每一天，在码头或其他被征用作为军队指挥部的建筑物门口，都能看到各种旗帜、横幅、鲜花，以及裸露的刺刀和上膛的自动步枪……中国任何地方的士兵都很差劲，但我宁愿跟北方的士兵来往，也不愿与这些散乱幼稚，有时又凶狠放荡的南方兵痞打交道。这些人经常带着现代化重武器在广州街头游荡，他们不仅允许人们赌博、吸毒、卖淫以从中渔利，而且还会出钱资助，或者通过威胁来进行这些丑恶的交易。这些人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没有什么纪律性可言，平日里也没有固定的任务，因此除了这些也没有其他事可做。

政府部门的小汽车经常会朝着亚洲旅馆疾驰而去。车里通常会坐着一位满脸倦容的重要人物，汽车的踏板上则站着4位、6位或者8位身穿卡其布军装、手拿上了膛的自动手枪的士兵。坐在车里的那个年轻人走向电梯，这些士兵紧随其后，然后再一起从电梯上下来，重新登上汽车离开。这种带着上膛手枪四处横行的场景在广州很常见。

1923年的广州城一片大乱。各个国家都抓住这一时机加以干预，美国人自然也不例外。得知有人正在帮助孙文之后，就像依阿古去挑拨奥赛罗[5]一样，美国人也试图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知道‘鲍罗廷’是个化名吗？你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