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年少离家(第2/11页)

除了传教士,常常还会有一两个年轻的英国海关工作人员被派来长驻此地。海关关卡设在正对着琼州海峡的海口港,那里直面大海,常年海风肆虐,谨慎的走私者都驾着走私船另找停靠的地方。当时,最好的停泊点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最知名的应属位于一处开阔海湾(即现在的清澜港)、堪称走私者天堂的文昌。当地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喉音,他们说“文昌”两字时,听起来有点像是“孟庆”,又像英语中“一只鞋”的发音。即便是略通汉语的人也不难看出,在信中,查理是把“文昌”误拼成了“孟寿”。事实上,再仔细看一下地图和相关地理资料,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船只进出频繁的文昌城是查理家乡唯一可能的所在地。文昌是闻名遐迩的海南舢板的主要进出港,这种船只从事贸易的路线,与查理信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靠近海岸的地方,舢板一排排连在一起,船民们以船为家,长年累月居住在船上。像中国的大部分海港一样,刺鼻的鱼酱味、猪油味,腐臭的粪便味,与新锯开的湿乎乎的柚木散发出的香气混杂在一起,终日弥漫在港口上空。以当地标准来看,韩氏一族远非贫苦之家。查理的父亲无疑还是一位富裕的商人,一位造船场主,一位秘密会社里的资深长老。此外,他还从事走私活动。根据各种不同的资料,我们了解到,查理的父亲拥有若干艘大型远洋货船。他的贸易船队定期从靠近广州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出发,一路南下,直到安南[3]的河内,最远可达苏门答腊。整个航程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写于1881年的一封信中,查理这样写道:“他们的船队从澳门开往河内,要走6天的水路。”)

查理的先祖居住在远在中国北方的山西省。那里距离大海数百英里,群山环抱,气候干旱,土地贫瘠。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社会动乱频发。跟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查理的先祖也被迫南迁至广东,后来又渡海来到海南岛避难。查理的先辈中有一些还是客家人。远在南宋时期(1127—1279年),由于中国北方被来自中亚的部族占领,他们便迁移到了南方。“客家”的词义即为“做客的人”,专门用来称呼那些客居他乡的北方人。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现如今他们虽然散居在世界各地,这种观念却依然保留。在海南这片世人眼里的流放之地,查理的先祖们隐居于住在文昌港口的船民之中,开始了舒心惬意的新生活。

在美国国务院一份几乎被人忘记的档案里,提到宋查理的大儿子宋子文曾送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一艘海南舢板模型,其中的内容证实了上述大部分事实。宋子文在赠送船模时随附了一封短信,内容如下:

敬悉您喜爱帆船,今特请我国驻华盛顿大使转赠精美海南远洋舢板船模一具。此船模由我国海关监制,完全按照实物精制而成。海南为广东省沿海岛屿,我家祖辈世居于此。岛上居民吃苦耐劳,远近闻名,他们每年定期驾驶这种小船出海贸易,最远可达印度。

这种大型海南舢板是一种三桅帆船,非常适合航海。其造型也与众不同,整体形状像一个大香蕉,可以在海洋里破浪前行。船上配有小型火炮,用来防御海盗骚扰。船头画着一双大眼睛,目光向上,看着远方。这双眼睛,再加上张开后如同公鸡鸡冠般的红色船帆,使得这种船看起来像一只大眼睛的公鸡,它也因而得了一个外号:大眼鸡。

每年夏天,韩家的“大眼鸡”船队都会离开海南,开始一年一度传统的贸易之旅。西南季风吹来,他们驾船载着货物向北驶往澳门、汕头和厦门等地。西南季风之后,东北季风随之而来,船队便会满载中国商品向南驶往暹罗、马来亚联合邦[4]和爪哇。进入南部海洋之后,如果遇到单独航行的船只,或者某个毫无防备的海边小城,船上的水手们就会冲上去大肆掠夺一番。驾驶游艇航行的人至今仍尽量避开这片海域。春季到来之后,船队便会在各岛屿之间进行贸易,逮着机会就抢上一票。然后,等夏季的西南季风再次刮起的时候,船队就会掉头向北,返回家乡。

那时候,小孩坐船跟着大人们出海是家常便饭,宋查理小时候肯定跟随他的叔伯或兄弟们到越南一带跑过几次短途贸易。根据查理后来的回忆,1875年他满9岁的时候,父亲决定让他跟着一位略年长些的兄弟去爪哇,到一位远房亲戚那里学手艺。这次旅行开始时一如往常,风平浪静,谁料想前后竟然持续了10年之久,把查理带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那年8月,一支“大眼鸡”船队带着查理驶离港口,穿过琼州海峡,前往广州。早期的照片显示,那时候的查理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材结实,看起来像一根柚木。双目炯炯有神,像一只正学说话的八哥。那时候他的发型还是按照清朝统治者的规定,前面剃得圆润光滑,背后拖着一条又长又重的辫子。

中国南部沿海一带,青山连绵不断,众多海岬与大小岛屿犬牙相错。沿途最适合停泊船只的地方挤满了广东本地的船只。这些船的船头也都画着一双大眼睛,不过目光是向下注视,似乎是在寻找鱼群,这跟那些眼睛盯着远处地平线的海南商船完全不同。8月末,乘着最后一段时间的西南顺风,这支海南船队抵达位于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那里的滨海地区到处都是伊比利亚式[5]的平房和低矮的货栈,天主教堂也随处可见。4个月后,随着东北季风的到来,已经销售完货物的商人们通常会购置新货上船,然后呈不规则编队从澳门向南进发。“大眼鸡”船队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河内,第二个是西贡,然后穿过暹罗湾来到马来亚。每一处港口都有外出经商的海外华人的定居点。再往南,在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6]等地,则有大量住在农村地区的中国人,他们当中有的开锡矿,有的开商铺,有的人则从内陆地区往海边贩卖各种原料。

海南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网络由潮州帮联结在一起。潮州帮是中国势力最大的秘密帮会之一,其最初的成员是从广州北面约170英里的汕头逃难出来的船民。潮州帮一直坚定地从事秘密反清活动。有组织的抵抗被瓦解之后,帮会成员四散奔逃,远走高飞。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他们虽然散居各地,但从事秘密活动的习惯却保留下来。如同海上的吉普赛人一样,潮州帮成员将他们的方言和与众不同的行事方式作为秘密联系的纽带。正是他们这种置于中国传统家族关系之上的联系纽带,使得潮州帮的商业圈比任何一支海外华人的势力都要强大,联系也更紧密。当时,潮州帮控制着中国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和鸦片运输,同时他们在香港、上海和新加坡的英属租界都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由秘密帮会发展成具有排外性的行会,这些行会又慢慢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势力和财富的大财团与同业联盟。在西方人的想象里,在阴森恐怖的摩鹿加群岛[7]深处,潜伏着凶恶的中国海盗,他们走私黄金,贩卖毒品,恐吓妇女,而西方人所描绘的,其实就是当时潮州帮的形象。直到现在,担任这片地区大银行老板的潮州帮首脑们仍然操控着从印度支那的金三角经由泰国曼谷到阿姆斯特丹和其他毒品交易中心的国际毒品贸易。西方禁毒机构对此只能装作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