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福兮祸所倚(第5/12页)

 

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开会,讨论对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说,在鄂豫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在胜利后进攻中放弃的,是不对的。

 

周恩来则认为撤出鄂豫皖不对,撤出通南巴是为了迎接中央中央红军,是正确的。

 

张闻天说第四次反“围剿”鄂豫皖开始有“左”的倾向,后来又保守;通南巴打了胜仗还是放弃,反映出对根据地的重要性了解不够;撤出通南巴后又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对西北联邦也未弄清怎样才算“联邦”。

 

最后博古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四次“围剿”后党的路线。

 

从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党内民主讨论的气氛是浓的,不同意见在会议上可自由发表;会议总目的是团结张国焘。毛泽东说:从鄂豫皖到现在,国焘领导是没有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充分肯定了四方面军的功绩。

 

但会议的视野过于偏向了过去。说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正确、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或放弃通南巴就不正确,澄清这些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时日。从今天来看,当时中共中央很多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并不是很清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先解决燃眉之急的军事问题,不急于对历史作总的清算。芦花政治局会议过于拘泥于这些问题,过于单方面用一些理论和原则去关照对方,容易伤害四方面军同志的感情。

 

两支主力红军都失去了自己原来的根据地,被蒋介石压向川西北一隅,也都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当大家都不知晓外界变化、集中于评判过去谁是谁非的时候,某些原本不必要的纷争就变得非常必要起来。

 

张国焘钻了这个空子。否则仅仅一个张国焘,纵有再大野心而无人响应,能给中共中央造成后来那样大的危机吗?

 

暴风雨到来之前是平静的。表面看起来,北上的问题好像解决了。

 

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番号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番号不变,仍是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

 

同日,中革军委下达《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将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北上。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率第一军两个师及第三十军两个师共12个团;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树声,率第三十一军一部、第四军一部、第九军一部共8个团;第三纵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率第三军和第三十军一部、第四军一部共9个团;第四纵队司令员倪志亮。政委周纯全,率第五军、第三十二军、第九军一部共9个团;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詹才芳,率第三十三军及第三十一军一部,共6个团。另以第四军4个团编为右支队,许世友为司令员,王建安为政委。

 

大军刚到毛儿盖,张国焘就拿出了他对政治局芦花会议的不满。

 

他召集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不进兵。

 

矛盾空前尖锐化,张国焘想摊牌了。

 

为应付这一局面,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40里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再次决定退让。通过了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张国焘还是不满意,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毛泽东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

 

周恩来讲这番话的时候,清楚地知道因为芦花政治局会议上他讲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不对,张国焘的主要矛头便对准了他。一定要他退出军委工作。

 

精神压力是巨大的。沙窝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改称为红一方面军。

 

但周恩来刚刚执掌一方面军大印,就病倒了。

 

由于时间的耽搁,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松潘,堡垒封锁基本完成。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订了《夏洮战役计划》:以集中在卓克基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编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北出阿坝,争取先机进占夏河洮河流域;以集中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北出班佑、阿西。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8月1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右路军行动计划》,规定右路军分三个梯队蝉联北进,掩护左路军主力北上。13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将这一计划电告张国焘。但张国焘按兵不动。

 

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由雅安进至文县、平武,同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进占懋功、绥靖等地及岷江东岸地区。各路敌人正在逐步合围过来,企图把红军歼灭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此时张国焘又想北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又想南击抚边、理番,举棋不定。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疾进”,“目前应专力向北,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否则军粮“难乎为继”。

 

张国焘接电后终于从卓克基出发。20日,先头部队占领阿坝。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严厉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号召全体党员、指战员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实现赤化川陕甘,为苏维埃中国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