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阴见多云（第2/9页）

 

不满归不满，眼看新锐的关东军借“九一八”事变迅速膨胀起来，老资格的华北驻屯军也看得眼热。1934年3月梅津美治郎被任命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后，也想如法炮制，像他不大看得上的后进石原莞尔一样，弄出点事情来，扩大华北驻屯军的地位和影响。

 

借天津事件，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代表梅津向何应钦提出的要求是：

 

一、撤换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换天津市长张庭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三、撤退驻北平之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治训练处长，蓝衣社及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于（学忠）部，河北各级党部。

 

否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华北危机由此开始。

 

何应钦奉蒋之命按日方要求，步步后退。7月6日，何应钦被迫以打字函形式承认日方的要求，即后来所谓的“何梅协定”。

 

但急于生事的日方已经失去耐性了。不待何应钦同意，6月2日，天津日军参谋长酒井隆宣称，蒋中正必须离职。

 

此时红军刚刚渡过大渡河。

 

蒋介石坐不住了。

 

其实他早感觉到了局面不妙。“九一八”事变后，国联除了派出个李顿调查团，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就再无动作。想通过国联干涉解决东北危机，“以夷治夷”，“以夷制夷”，但英、美大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发表完几篇表示遗憾的声明，照样和日本做生意；没有哪一国愿帮中国出一分力流一滴血。

 

就像孙中山当初碰尽了钉子最后转向列宁的苏维埃俄国一样，蒋介石见日本人执意要他下台，也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靠拢斯大林的苏联。

 

但他早把和苏联的关系弄僵了。一是1927年4月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事变，一是1929年7月的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南京政府决定强行收回中东路，中东路事件爆发。7月18日，加拉罕大使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人员，与南京政府绝交。10月，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张学良的东北军八万多人向满洲里、绥芬河地区的苏军发动进攻。苏军猛烈反击，东北军伤亡惨重。

 

交恶至此，还怎么利用苏联帮助他抵抗日本侵略呢？

 

中国共产党人不知道，就在他们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工农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的时候，1934年10月16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廷黻到达莫斯科，开始寻求恢复与苏联中断的关系。

 

蒋廷黻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举行会晤。他带去了蒋介石提出的两个问题：

 

一、中苏之间有一系列共同利益，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击，也就是对中国利益和地位的打击，不知苏联政府是否抱有同感？

 

二、1927年至1929年间，中苏关系破裂时，蒋介石是中国领导，这个事实，是否会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

 

斯托莫尼亚科夫的回答是令蒋宽慰的。他说，苏联对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没有任何怀疑。苏联在同中国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的关系方面，“不是从回忆过去和感情出发，而是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真诚地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出发”，苏联“也像尊敬其他对我们友好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的因素，任何成见都不能影响我们这个立场”。

 

得此讯，蒋颇受鼓舞。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加紧对江西突围红军的追堵。同时加紧做苏联的工作。

 

1935年春，彭德怀奔袭浒湾时陪蒋介石找水上飞机着陆点的秘书邓文仪，被蒋任命为驻苏武官，到达莫斯科。很快，南京政府大使颜惠庆带着梅兰芳的京剧团一同到达莫斯科。

 

自中东路事件与苏联绝交以来，蒋介石首先伸出了橄榄枝。

 

他真是一个策略专家。派去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大使竟然由一个京剧团陪同。他先让张学良开枪叫苏联人品尝中国子弹，然后又请梅兰芳唱戏叫苏联人领略中国艺术。

 

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在送行前宴会上主要谈现实政治：“颜惠庆大使到苏联将会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间的友好联系。”

 

苏联驻华代办斯比利瓦涅克则主要谈文化艺术：“梅兰芳访问苏联必能促进两个伟大民族间文化联系的巩固和发展。”

 

苏联仍在观察这个反复无常的蒋介石。苏联希望蒋介石能够抵抗日本。

 

在日本法西斯的压力下，“九一八”事变以来坚持不抗战的蒋介石开始改变了。

 

北方一位“九一八”事变以来坚持抗战的人，却真的在改变。

 

他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本来是力主抗战最早的国民党将领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他率领二十九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1933年他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指挥喜峰口抗战，更赢得过抗日英雄的美名。

 

但任何事物都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包括抗战与不抗战。

 

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以前他是冯玉祥部下的五虎将之一，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是著名的反蒋人物。蒋介石早想借机收拾一下他。

 

1935年5月，日军挑起第二次“张北事件”，借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被中国军队扣留之事，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此时蒋介石正在布置大渡河会战，准备于金沙江、大渡河一线歼灭长征中的红军，于是全力推行对日妥协政策，使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了所谓《秦土协定》：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2.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5.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借此机会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出撤换宋哲元，调二十九军去江西“剿共”。

 

6月29日，宋哲元被免去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靠国民党的支持与保护不再可能，宋哲元感到要保住自己在华北的地盘，只有取得日军的谅解。他被免职后，一气之下跑去天津“养病”。

 

养的自然是心病。天津是日军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宋哲元在这里，通过其亲信萧振瀛、陈觉生与日军联络。他们把宋的处境和苦衷转告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向他表示了合作的愿望并取得了酒井的信任。

 

就是这个酒井宣称蒋中正必须离职，他现在又出来保证宋哲元必须在位、日军华北驻屯军也不再提将宋部压到黄河以南了。

 

这真是中国许多旧军人的深刻悲剧。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主义，皆不敌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