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崛起（第5/8页）

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田中身后的那只黄雀，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

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发现了河本大作的口述笔记，写在粗糙的“陆军省格纸”上，颇似当年事情闹大后的《交代材料》。河本说：“1926年3月，我上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来到满洲时，满州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当时的总领事吉田茂，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如果话谈到对方不利的事，张作霖便推说牙齿痛而溜掉，因此未解决的问题填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氛，实比华北的军阀更浓厚。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赶紧有所作为。”“1927年武藤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该年8月，出席东方会议的武藤司令官主张说，满洲问题非以武力不能解决，武力解决成为国家的方针。在此以前，即1925年12月，发生郭松龄事件时，张作霖因为失去讨伐的自信，而甚至于想亡命到日本。但克服危机以后，张作霖不仅不来道谢，而且也不解决土地问题，更称大元帅，欲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本部。”

张作霖想统一中国，日本人想的却是分裂中国。就这一点看，河本大作参谋对张作霖内心深处的认识，并不比田中义一首相来得浅。

河本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的身份，参加了田中的“东方会议”。田中完全没有想到，他在规划占据满洲的计划，河本也在规划。而且，这个在会议上根本没有发言权的无名小辈河本，竟然一下子就弄翻了他的精心设计的那条船。

河本曾任驻北京的武官助理，回国后出入大川周明在皇宫气象台组织的大学寮，是永田铁山一夕会的重要成员。对一夕会成员来说，与其说不满田中义一的大陆政策，不如说不满田中本人。他们改革陆军人事的首要目标便是打倒长州藩统治。而山县有朋死后，长州藩的首领，恰是田中义一本人。

在这伙少壮军官的支持下，河本大作独立策划了皇姑屯阴谋：以炸死张作霖为契机，使东北陷入全面混乱，关东军借收拾局面之机一举夺占全东北。

这就是河本在《交代材料》里说的：“中国军队是头目与喽啰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其喽啰便会四散。结论是，我们唯有采取礼葬张作霖的手段。我们同时得出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唯有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要点才安全。但满铁线在京奉线上面，因此要在不破坏满铁线的范围内行事，实在很不容易。于是我们装设了3个脱线器，万一失败时，要令其脱线，以便用拔刀队来解决。”

田中要玩傀儡游戏，少壮军官们便要把田中手中的傀儡砸碎，让他的把戏玩不成。

1928年6月4日，沈阳城外皇姑屯方向一声巨响，黑烟飞扬到两公里上空，张作霖乘坐的蔚蓝色钢铁列车被炸成两截。田中听到这个消息后，流着眼泪写信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一切都完了。”

他不是单哭张作霖。自皇姑屯那辆列车出轨之后，日本政治便脱离了田中的控制。想处理这些打乱自己全盘计划、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军部坚决反对，自己的政党政友会也不支持、不处理，天皇裕仁又甩过话来，说首相说话前后矛盾，不愿意再同他见面了。河本大作的一包炸药要了田中义一的老朋友的命，也使田中本人成了日本政治风箱里两头受气的老鼠。

田中义一后来大骂河本大作：“真是混蛋！简直不懂为父母者之心！”

从历史角度看，田中义一等老派人物对“夺占”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运用，远比河本等少壮军官老辣深沉。但日本军部这台战车已经由一批更加年轻、更加野蛮的军官操纵。田中精心规划的不战屈兵之谋略，随着皇姑屯那股冲天的黑烟化成齑粉。

河本大作也大骂：“田中义一出卖了军部！”

日本也有冤假错案。田中当年参加甲午战争，占领朝鲜侵略中国时，河本还在穿开裆裤。田中的“意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意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更是日本军部后来实行的战争步骤。此人可以被称为日军中的施里芬。

说这样的人“出卖军部”，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田中义一至死不知，不愿与他见面的裕仁天皇早已定下了用“三羽乌”替换长州藩的决心。

一生从事侵略扩张的田中突然之间变成一件过时的工具，孤家寡人，只有下台。

皇姑屯事件不单单炸翻了一个张作霖或垮掉了一个田中义一内阁。以一个幕僚军官策划一起国际阴谋事件并导致内阁下台为契机，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在黑烟之中腾空而起。

此后，日本政治中一再出现的“下克上”现象自河本大作始。日本军部左右日本政治，则自皇姑屯爆炸案始。这一事件成为日本政治演化的里程碑。

下一个事件的发生已经是必然的了，只不过时间或迟或早。

三年后，它来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三、流泪更疯狂

记录在“陆军省格纸”上那份“交代材料”的最后，还有河本大作一句话：“这个事件后，我要石原中校来关东军帮我。这时，已经开始计划‘九一八’事变的方策了。”

河本说到的“石原中校”，就是后来在日军中大名鼎鼎的石原莞尔。

如果说，在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大作的个人活动色彩依然很浓的话，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已经是昭和军阀集团在成熟地集体运作了。

谈“九一八”事变，必谈三个日军军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三个人没有一个是部队的主官，都是参谋。人们若不知道这些参谋有多么巨大的能量，就很难理解日本军队为何如此凶残与如此疯狂。

板垣、石原、土肥原三人，被称为“关东军三羽乌”。

巴登巴登“三羽乌”的头子是永田铁山，关东军“三羽乌”的头子是板垣征四郎。

板垣身材矮小，总是服装整洁，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头剃得精光，脸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特别显眼；加上有个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颇给人一个温文尔雅的印象。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奉天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他又是一夕会的重要成员，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具有少壮军阀的一切特点。虽然身份不过一个参谋，但连内阁首相也不放在眼里。军事上则深思细虑，尤其重视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阶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立即拉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组织“参谋旅行”，几乎走遍了东北。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