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是火坑也得跳进去（第2/3页）

钦宗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对李纲“安慰久之”。

其实，这里提出的问题可以命名为“李纲困惑”。这个荒谬现象，是自古官场、职场中的下级人员总也消除不了的最大困惑。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从来就是领导兑现不了的漂亮话。凡是信誓旦旦说出这话的上级，对下级十有八九是“边用边疑”。你要是干得一般，还不至于有大碍；要是干得出色，抢了领导风头，那“疑”就更大了——疑你不忠、疑你另有企图、疑你有颠覆倾向……甚至，瞪着眼睛怀疑你能力低下！

李纲很清楚这些，当然感到很受伤。自此多告病在家，每日都想求去，只是未能遂心愿。

——能把一个人的满腔热情化为心灰意懒，这样的机制，大概只是我们这里才有。

我们再来看大宋的外部情况，和平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自靖康元年五月起，很意外地，西线狼烟又起。原来，宗翰匆忙撤军以后，还留下了一些余部，继续在围困太原，攻城甚急。并且宗翰此时的撤离，也没撤多远，只是退到了云中（今山西大同）就在这个时候，知枢密院事许翰误听谍报，对形势有所误判，认为金军此去，是大规模和大踏步的后撤，因此他强令种师中率部去救援太原。

种师中此时担任河北制置副使，具体任务就是增援三镇。去解太原之围是他份内的事，但他对宗翰的去向还摸不大准，一时间有所犹豫。

许翰心急，再三催促种师中进兵，并给定了期限，他甚至指责“小种”手握重兵却逗留观望。种师中不愿无端被猜疑，被迫留下辎重粮草，轻装出发，同时约定姚古、张灏两军分道俱进。

很快地，种师中的前锋就进抵距太原二十里的石桥，中军也到达了寿阳的石坑。由于这次行军迅速，金军一时反应不过来，所以很少遇到抵抗。“小种”将军也由此麻痹大意起来，以为金军真的是强弩之末了。

就在这时，种师中接到探马报告说：榆次方向有金兵来袭。“小种将军”起初没当回事儿，以为不过是金军北撤途中的零散部队，岂料来敌却是赶来阻击的金军主力！

宋军骤遇强敌，仓猝应战，局面极为不妙。但“小种”将军不愧是一代名将，带领部下与金军苦战，五战三胜，并进抵榆次。此时，如果姚古等军陆续赶来，在兵力对比上，宋军就会占极大优势。然而关键时刻，又是内部出了问题。

大宋文武官员中流行的“怕死基因”又起作用了。姚古手下有个部将焦安节，一贯惧敌怯战，他慌报军情，称金军主帅宗翰已经赶到，遂致姚古、张灏两军逡巡不前，未能按照约定与种师中会师。

种师中部陷入重围，在被迫撤到杀熊岭时，再次遭到金军重创。这支队伍打到此时粮草不足，士气低落，几乎全军溃散。种师中身边最后仅剩百余将士。

但“种家军”的这面大旗，确是名不虚传。“小种”将军身中四创，仍裹伤力战，最终为国捐躯。

此后，金军主力从容回师，在祁县以东的盘陀击溃姚古部，在交城击溃张灏部。宋军首次救援太原的行动完全失败，朝野为之震动。虽然事后焦安节被处斩，姚古被贬官，但已于事无补了。

大宋在西线刚刚获得的优势，一下就丧失了！

军事方面前几日还是精兵强将，咄咄逼人，而今战死的战死，战败的战败，一派灰头土脸模样。而且偏又祸不单行，大宋唯一能让金军胆寒的名将种师道，这当口也因老病罢归。

宋军前线顿失屏障！

针对这个局势，李纲认为，太原若失，则牵动太大，汴京将更为孤立，还是应派大军再次援救。此外黄河以北也应以重兵防守，作为京师的屏障。而尚书左丞耿南仲和少宰唐恪，却都主张割地求和。每日朝议，双方都要争论不休。

钦宗还是摇摆不定，对李纲的建议只是一个“容再议”，就撂到一边了。

唐恪与耿南仲视李纲为眼中钉，就给钦宗支了一招：建议任命李纲为河北宣抚使，以替代已经退休的种师道。

这个建议很突兀，连钦宗也甚感诧异。但是唐、耿两人花言巧语，把钦宗给说动了。加之钦宗内心也不愿有个“乌鸦嘴”老在身边絮聒，于是决定让李纲担任河北宣抚使，总领河东、河北军事。

这个任命若是对一员大将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而对李纲来说，却无疑是推他进火坑。须知，作为文臣提出战略部署，和作为武将亲自带兵打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有的人可以做到文武兼备，但李纲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钦宗在睿思殿召见李纲，向他宣布了这一任命。李纲大出意料，再拜力辞，说：“书生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实非所长。今若为大帅，恐不胜其任，且误国事。”

钦宗只是不许，马上叫尚书省写敕令，要当面授给李纲。

李纲心里很愤怒！他纳闷儿：大宋的朝政怎么没有一天是正常的？只得忍住气奏道：“假使臣不量力为陛下行，也须择日受敕，今拜大将如呼小儿，可乎？”钦宗答应了，李纲退下后立刻请了病假，又上了札子乞求致仕，力陈所以不可为大帅的理由，并直截了当地说：“此建议，必出自不容臣于朝者。”辞职报告仍是一连上了十余章，钦宗都批答“不允”，还一个劲儿督促李纲赶快受命。

这时的钦宗，年纪上已是成人，但执政风格却太像顽童。如此关系国运的重大决策不经大臣讨论，只听个别宰执吹吹耳边风就敢拍板。那些只顾争权、固宠、整人的丧心病狂者，则充分利用了这套愚蠢的决策机制，上下其手，把权术玩到极致——你的威望高、群众基础好，不能公开打击你，那就用抬举你的办法，哄住皇帝，把你推向必然失败的火坑。整了你，还叫你无话可说！

钦宗作为最高执政者，虽然比老爹有所作为，也能注意纳谏，但面对李纲这样功高震主的大臣，私心里还是猜忌，“疑其以军民胁己”。所以，把李纲外放出去承担巨大的风险，是这个小器君主的必然所为。

这场令人憋气的闹剧，引起了朝中正直之士的抗议。以耿直著名的台谏官余应求、陈公辅等相继上书，认为李纲不应离开朝廷。陈公辅说：“李纲儒者，不知军旅，领兵必败。”又言：“李纲忠诚鲠直，异于众人，为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败事亦死。”他还用至为沉痛的语气，对钦宗强调说：“李纲死何足惜，宗社存亡为可虑焉！”

钦宗一概不听，反而认为这是台谏官在为大臣游说，统统予以罢斥，把他们赶到川陕去监督工商税务。此后，台谏再无敢言者。事已至此，这个帅，到底挂还是不挂？李纲面临十分艰难的选择。这时有好心人对李纲说：“李公可知皇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举决非为边事，而是欲借此撵走李公，则京师之人无话可说。李公你若坚卧不起，进谗言者就会更加放肆，说你欺君。皇上一旦震怒，将有赐死之祸，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