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步步相逼（第3/7页）

四川国民党人一直有两大派别，或者说两座山头。一派叫做“九人团”，这一派以熊克武为首，包括但懋辛等人在内，都是日本军校生，前后共有九人。另外一派叫做“实业团”，由四川学界的师生组成。辛亥革命后，其中一部分人从政，另外一部分人则投笔从戎，成为“长衫军人”。

简单说来，“九人团”偏重军事，“实业团”则关注民政。实业团名称的来源，就在于他们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应将革命活动转向经济活动，因此实业团不像九人团那样动辄喊打喊杀，具体观点上也颇多分歧。

熊克武和他的“九人团”，与“实业团”之间向来就不对付。熊克武在重新编组部队时，对长衫军人所率的民军多持歧视态度，护法战争中损失的枪弹也不补充，这使得“实业团”与熊克武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遵从孙中山指示，“拥杨反熊”（拥护杨庶堪，反对熊克武）。

1920年3月，孙中山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毫不隐讳地拿出了自己的“弃熊计划”，实业团的反戈一击正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业团要“拥杨反熊”，但缺乏足够力量，正好唐继尧又需要借用川军的力量，双方便结成了“倒熊同盟”。唐继尧手中有了扳倒熊克武的把握和实力，便开始对熊克武步步相逼。

唐继尧的代表到成都与熊克武见面，在欢迎会上就公开扬言，说云南人说爱国是壳子话（即吹牛）。滇军将领之间也不免有意见，但是打起仗来，丝毫意见都没有。

这些话明摆着都是说给熊克武听的。

黔军有好处就上，“倒熊同盟”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参与，而且那副狐假虎威的样子，在气势上似乎还超过滇军，其代表直接就朝川人喊话：“川事自然要由川军来解决，滇黔不打算过问。可要是川军解决不了，滇黔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山雨欲来，熊克武也感受到了威胁，他一面紧急扩充军队，一面对不属于自己嫡系的川军进行争取。

在此之前，熊克武也曾坐看滇黔军与川军打得不亦乐乎，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时他号召川军的立场就不能是党人立场，而应是川人立场：“川人不打川人。”除此之外，封官许愿必不可少，甚至于比其他东西更有效。

与此同时，熊克武还对舆论进行了动员，通过四川当地报刊媒体，痛骂唐继尧是在“以日本式的野心侵略川省”。

那会儿，还没有“九一八”，但日本侵华的野心已从“二十一条”等方面露出了苗头，国人皆深以为耻，把唐继尧比作西南的“日本”，自然是为了引起四川人的同仇敌忾。

做了这么多工夫后，熊克武大有收益，一部分老川军就加入了他的阵营，但与“倒熊军”相比，实力上仍大大逊色，连舆论和民心也无法抵消这一差距。

1920年5月，唐继尧指挥各路“倒熊同盟军”向熊克武发起进攻。熊克武双拳难敌四手，被迫退出成都。

“倒熊同盟军”紧追不舍，只因天气酷热，很多官兵染上疾病，才停止追击，放了熊克武一条生路。

熊克武走上了两年前那个人所走过的路，那个人曾被他追杀，现在他又被人追杀，他们的经历相似，结局相似，连逃亡的路线都相似。

那个人就是刘存厚。

刘存厚被熊克武赶出四川后，逃到了陕南。这个可怜虫虽经数年寒窗苦读，成绩仍是一塌糊涂，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原形毕露了。

在“刘罗”、“刘戴”等历次战役中，钟体道都是刘存厚最可靠最得力的同盟伙伴，当熊克武进驻成都时，曾劝其归顺，但遭到钟体道的拒绝。

此人宁愿随刘存厚一路逃到陕南，风餐露宿，患难与共，这样的朋友铁不铁，可交不可交？

够铁，可交，但问题是已经用不着他了，反而两人同为师长，还有威胁。

刘存厚的内心其实一点没有存下厚道这两个字，他先克扣军饷，接着又挖墙脚，再之后甚至动用了鸿门宴，连逼带吓，直至把对方赶走了事。

陕南至此只剩下了一个刘存厚，他成了“汉中王”。可“汉中王”不是“川中王”，这地方太穷了，哪有一点油水可捞。

刘存厚的两个师是北平政府认可的“国军”，饷械皆由北平拨付，应付军队的正常开销勉强够用，但刘存厚还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所以他对官兵的军饷只肯发七成，另外三成生生都给扣掉做了经费。

官兵工资拿不全，便自找门路，开烟馆的开烟馆，设赌场的设赌场，刘存厚自己也卷起袖子，逼当地人种植鸦片，以便好按亩收捐，搞得当地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陕西督军为此对刘存厚下达了逐客令，并七次致电北平政府，要求让刘存厚立即滚蛋，并且声称，如果北平拿不出办法，陕军会自行解决。

陕西人还特地给他制造了一副对联：“早去一天天有眼，再来此地地无皮。”

陕军进逼，陕人唾骂，陕地又如此贫瘠，刘存厚也早就不想待在陕南了，可问题是北平政府一圈问过来，没人肯要他。

四川自然是对他关紧大门。问甘肃，甘肃人差点急得跳起来，唯恐北平把这个灾星强塞过去。再跟湖北商量，湖北那边的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怎么都行，但求你千万别把这货给送过来。

刘存厚不再是人见人羡的皇叔，甚至连编草鞋的都不如，他就是一送不出去的瘟神。

人生真是没有奔头啊。

就在刘存厚恨不得切腹自杀以答谢社会的时候，他看到了熊克武。

熊克武就在阆中，位于川陕边境，跟刘存厚所处的陕南靠得很近。陕南够穷了，阆中还要穷，以致于熊克武不得不伸手向刘存厚乞援。

面对熊克武的落魄，刘存厚完全没有“大远来哭一鼻子，跟我臭来劲”式的痛快，他仿佛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

两年前，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两年后，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一样混得很惨，一样走投无路。

是谁，究竟是谁，把我们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当然是杀千刀的滇黔军。

找到了共同的敌人，熊刘决定联手发起反攻，将滇黔军逐出四川。1920年8月，刘存厚从西路向成都，熊克武从东路向重庆，分道率部进川。

此时驻川滇军正处于实力上的顶峰阶段。自蔡锷督滇，滇军便名将辈出，罗佩金已经过时，顾品珍、赵又新才是其中的佼佼者。

顾品珍以智将著称，在成都巷战后爆发的“三国大战”中，滇军起初处于劣势，正是他策划对重庆发动奇袭，才最终扭转乾坤，并驱走刘存厚。赵又新则是蔡锷账下的第一猛将，护国之役之所以能够赢定，皆有赖于大反攻，而赵又新所部正是那次大反攻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