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 塘沽停战协定（第6/8页）

北平黄委员长膺白兄：感（廿七）电祗悉。谈判经过，独具苦心，公谊私情，既感且佩。弟斤斤过虑，欲慎重进行者，盖鉴于敌人生性最狡，而我国内部又复杂万分，不能不统筹兼顾，特率直陈述，供兄参考，欲兄益加注意耳。“共尝艰苦”之宿约，必始终不渝，诸事弟必负责，相见以心，想可共信，幸兄有以鉴谅之，并祈积极主持，随时示教为荷。中正艳申。（廿二、五、廿九）

北平何部长敬之兄、黄委员长膺白兄：艳酉电悉。自汪先生偕哲生、钧任、雪艇各人到牯，初对协定形式内容及手续均多怀疑，嗣经一再讨论，并充分告以前方之实情，季宽兄昨夜复赶到牯岭，面报兄等之孤诣苦心，众意均已谅解。今晨汪、王、罗已回京，明日下午国防会议，季宽、哲生当由此间乘机飞京出席。经此多番接谈之后，但求能确守国防会议有（廿五）日决议之原则，中央内部当可一致。惟盼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不可有影射，纵属同一意义，而用语必须堂皇，则电呈核准，自亦可不成问题也。中正卅亥。（廿二、五、卅）

北平何部长敬之兄、黄委员长膺白兄：艳酉电敬悉。请两兄负责进行，弟当负责报告国防会议，请其追认。兆铭世辰。（廿二、五、卅一）

《塘沽停战协定》如所公布，无附件。为接收被占领之十九县，日本人颇不痛快，且无信义，日韩浪人及伪军始终盘踞为害。前后有过三次有纪录之会谈——长春、大连、北平。长春、大连会谈均由中国方面主动；前者在廿二年六月廿二日派雷寿荣、殷同，与日本关东军商接收手续，接收北宁铁路尤其首要，参阅下附北宁铁路管理局报告摘要可知。大连会谈在廿二年七月三至五日，继续接收事件外，重在改编战区内之伪军。改编伪军之困难，内外均须用力，软硬兼施，一言难尽。以下系汪院长来电：

北平黄委员长：航空寄来“大连会谈记事录”，诵悉。以前尊处关于此事各电，弟均已摘要报告国防会议。昨在中央政治会议又概括报告，众无异议，经纪录在案。是此事已告一结束，是否尚有发表“大连会谈纪事录”之必要，尚祈察酌示复为荷。兆铭元申。（廿二、七、十三）

最可恶者是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到北平的一次，在廿二年十一月七至九日，会谈纪录初稿至末稿均报告请示汪、蒋两先生。政府的指示如下电：

黄委员长、何部长：此次谈判最要两点：（一）至多只用纪录；（二）纪录中声明此事为《塘沽协定》未了事件之一部分，毫无承认伪国之意；此两点必须坚持，当否乞酌。兆铭蒸酉。（廿二、十一、十）

至会谈内容为以下四项，名曰关于停战协定之善后处理：（一）不含长城线以南及以西之地，从速且完全接收；（二）毗连长城地点，容认暂时设置为处理交通经济等诸般事项，关东军所指定必要之诸机关，并予以便利（限于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潘家口、冷口、界岭口）；（三）同意日军在接牧区内租用暂时驻屯所必需之土地住屋（限于山海关、石门砦、建昌营、冷口、喜峰口、马兰峪、古北口）；（四）谋长城内外之交易、交通、通讯等之设定起见，派员与关东军从速逐次协商。所谓通车、通邮、设关、联航，问题即在此。兹录最后报告之电如下：

南京汪院长、南昌蒋委员长：佳（九日）二电发后，仍与继续磋磨，几经曲折，将（一）项“同意”二字改为“希望”二字。（二）项“满洲诸机关”字样，改正为“关东军指定之诸机关”八字。（三）项“航空之联络”句删去，而于“交通”字样之解释为含有航空之联络意义，另作为谅解之事项。全部就此定议，但容认我方提出三项希望要求，以示缓和。其文曰：“关于某年月日在北平之会谈，兹为免除将来之误会及纠纷起见，对于左列各项特请查照（一）在接收区内暂驻之日本军队及关东军指定之诸机关，对于所在地之中国行政一切，不得有干与或妨碍情事；（二）除在本会谈中已得华北当局同意者之外，任何正规军队不得开入接收区域之内；（三）为完成察东地方及多伦诺尔之接收起见，关东军同意华北当局自由剿办该地方之抗命部队及土匪”等语。（一）（二）两项已由彼方切实承认，（三）项亦允回长春请训后即正式答复。郛等殚精竭虑，仅乃获此，欲为国家多争尺寸之失地而未能，彷徨午夜，相对凄其。冈村已定明晨离平赴津回长。除将全案整理后另派员赍呈，并详陈经过外，谨此电陈，伏祈钧鉴电示祗遵。郛、应钦佳三亥。（廿二、十一、九）

此会谈意义乃关东军抵赖不撤长城诸口如上举，而责我以恢复关内外交通便利。我方之失望而犹希望者，接收之战区十九县人民，在日韩浪人及伪军土匪下，直如人间地狱，若关东军减少作梗，使吾当局能行使职权，勉纾民困，则不仅国家之体面而已。

关于塘沽停战，及后来通车通邮诸事，赞成反对，以地域言，愈远之处愈唱高调，故两广始终反对，而华北则切身利害所关，多持平之论；以性质言，负全局责任、局部责任、不负责任，与反中央反蒋，而不同其程度。国家大难当头，犹意气用事，视当冲之人存心卖国，又责以万能。中国政治场中，为公谊而尽指臂之助者，甚为罕有。通车通邮，内外煎熬年余，本问题不如传闻及想象之恶，可恶者关东军之得寸进尺时时想制造问题。通车通邮之事实、理论及利害，我借舆论分述如下：

廿三年（一九三四）六月廿八日《大公报》社评：

按北平沈阳实际久已通车，所不同者，从前旅客在山海关有换车之烦，今后则仅易机车而客车直达沈阳耳。吾人因战区善后万端，民众急待救济，为两害取其轻计，对于通车问题主张速办。盖以为山海关内外，交通原未断绝，又何必争此转车手续？至于此举能否不陷于事实承认伪国之嫌疑，则纯视办法如何。此次当轴决定由中国旅行社会同日本国际观光局，另组织机关承办，实即吾人去冬所谓委托第三者经营之主张。因政府之当断不断，致地方多遭蹂躏。通车予以决定，自应趁此时机，促进其他善后问题之处置。举凡长城各口之完全收回，保安警队之开入防区，日韩浪人之非法活动等等，胥应向日方督促交涉，澈底解决。

国人对于外交，往往拘束于一二名辞。即如“直接交涉”一语，闻之如见蛇蝎。中国乃独立国家，对外应有主权，交涉当然直接。所应注意者，关于东三省问题，既已接受国联决议，则今后该案不应违背国联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