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暗时刻（第5/18页）

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的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实行家长制的领导，搞得很不正常。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既然两军已经会合，我就想趁此机会，离开四方面军。我在下东门见到陈昌浩时说过：“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在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敢把话直接向徐向前说白了，只能用“中央的北进决定是否明智”来试探虚实。徐向前虽然并不清楚张国焘的真实意图，也不清楚两河口会议中党内已经显露的矛盾，但他客观地分析了南下和北进都存在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好，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于大部队展开……南下固然能够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徐向前的态度是张国焘没有对中央北进决定提出反对意见的重要原因。

张国焘和陈昌浩的谈话很投机。陈昌浩在政治上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留学苏联，是王明的同学和助手。与张国焘一样，他一九三〇年回国，一九三一年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由于离开中央的时间很长，他对毛泽东等人并不熟悉，他所受到的革命理论影响全部来自张国焘，因此，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红四方面军政委自然不容任何人向张国焘的权力和威望提出挑战。

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在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安排下，慰问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中央慰问团成员之一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慰问团出发前张闻天找他谈话，要求他就不要回来了，留在那里当苏区四川省委书记。但张闻天显然已经感到了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因此又嘱咐李维汉说：“如果做不成，就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李维汉一到杂谷脑就看出来了，这里的人根本不愿意他当苏区的省委书记——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他们被尽量减少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

中央慰问团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七月六日凌晨一时，李富春给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

朱、周、王、毛、张：

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六日一时

张国焘提出的要求是：徐向前和陈昌浩不能仅按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当军委委员，而要出任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副总司令和总政委。另外，需要扩大军委常委的数量，以便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多地进入军委工作。

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北进的红军一直艰难地走在没有人烟的山路上。不断有马匹因在雪山上滑倒而跌落雪谷。因为要翻越的雪山一座连着一座，所以已经没有了特别的动员和准备，队伍就这么低着头往上走。山上的风很猛烈，有的战士被风刮倒了，就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有的被风刮下了雪谷。

突然有人说，前面就要进入芦花地区了！

进入芦花地区的特殊意义在于，红军自此从中国的长江流域进入了黄河流域。

七月九日，一封署名为“中共川陕省委”的电报到了，电报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军委常委：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

黄超、琴秋、维海、富治、永康

九号

署名的川陕省委领导人是：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和吴永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级省委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并提出具体人选且要求“立复”，此封电报可谓空前绝后。

对于还在北上的红军部队来说，最严重的实际问题仍是粮食的短缺。一些连队已经三天没有一粒青稞了。红军总政治部甚至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在发现有粮的地方和家屋，不论没收或购买，均应派武装看管……”红军官兵自觉地执行纪律，对所经藏区藏民的财物给予了妥善保护，包括粮食，尤其是寺院里的粮食。一支红军部队在山里发现了一群牦牛没有人看管，官兵们把牛牵了回来，尽管无米下炊，但依旧不敢杀牛，而且还得割草喂养着。几天之后，牛的主人小心地来到红军驻地，官兵们把牛全还给了他。这支部队还发现过一片玉米地，玉米已经接近成熟，官兵们喜出望外，但是得到的命令是：不准吃地里的玉米。经过再次请示，官兵们被允许摘一点玉米叶子，于是饿急了的官兵便在地边支上锅开始煮玉米叶。正煮着，在玉米地里藏了很久的主人来了，是一位藏族老阿妈。她揭开红军的锅，看见锅里煮的玉米叶子后，回家端来了一大盆煮熟的玉米送给红军。连队司务长给了老人三块大洋之后，官兵们才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看得老阿妈在一旁直抹眼泪。

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此时调到一师任师长去了，萧华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接任了二师政委职务。为了欢迎他，二师师长陈光好容易找来了一块大约四两重的牛肉干，让警卫员放在野菜里煮，然后两个人举行了“私人宴会”。风干的牛肉干根本煮不烂，味道也十分古怪，但两个人还是觉得已经很奢侈了，于是把一大锅野菜汤全喝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得到了筹粮队再次受到袭击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