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夜郎之月（第5/13页）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追剿军”总指挥何键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了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正是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不大，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两面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可以向外打开，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杯茶碗和一些当地产的粗糙的糖块。桌子周围有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气寒冷，房间里还生了一盆炭火。

十五日晚上七点多，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移动椅子以便让担架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二十个人，与会者伍修权的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后来的各种叙述充满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于在老山界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秘密交谈。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有史料显示，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因为自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五十七个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任何重要的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尽管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但是此前的客观形势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

三个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由张闻天首先发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顺序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即使将来共产国际过问，他的资历也完全可以抵挡可能出现的质疑——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已经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红军的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

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决策；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达成了决议：根据目前严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该迅速北上，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第二个议题引发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锋。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作“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一九三三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于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但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看，应该说这时候的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作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

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更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

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

张闻天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引用了大量的斯大林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地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和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

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

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怨声载道啰……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

下午会议再开始后，毛泽东一反总是到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纷争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