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血漫湘江（第6/10页）

十一月三十日夜，第八军团终于到达水车，但红三军团六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圩去增援阻击部队了。在水车，第八军团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部队，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三十四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这就是说，跟在三十四师的后面，第八军团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后面的部队。

第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间是三十日午夜。出发时他们依旧跟在第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部队刚一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然后是左翼。接着传来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第八军团的后面潮水般地卷过来。而在第八军团的前面，也就是第九军团的方向，山腰丛林中突然响起了步枪声和机枪声。难道第九军团已经不在前面了？后来才知道，桂军已经插到了第九军团与第八军团之间。

桂军的突然插入令第八军团处在了前后受敌的境遇里。军团长周昆在万分危急中下达了命令：二十三师断后，其余人员向前冲击。但是这时候，前方的各个通路都已被桂军占领。很快，第八军团的队伍就被蜂拥而来的敌人切割成了若干部分。

天黑下来了，黑暗中的交战极其混乱也极其惨烈。

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战场上到处都是第八军团丢下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和担架。

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骅带领一部分官兵向湘江方向奔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一步步地向红军主力部队靠近。莫文骅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地，红军官兵进入了一个漂亮的小镇子。莫文骅从镇上老乡的口中打听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这里距离湘江还有约四十多里路。于是他决定队伍不休息继续向前赶。一出小镇，莫文骅发现路边有一大堆书籍，这个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阳光微红，“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地散了一地……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夹、外文书籍等……”这是莫文骅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所获得的极其难得的温暖感受。不久之后，他和他所带领的红军官兵就与追击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肉搏数次，剧战几个小时。”

直至十二月一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敌人的追击到达湘江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了江水里，江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对岸走去。终于踏上了湘江的西岸，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红军的小油印员。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是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九三四年十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一千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为六百人。

十二月一日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因此渡江的速度更加缓慢。傍晚六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灌阳敌人占领新圩，正向我追击。“三十四师及六师二团被切断”。八军团情况不明。“五军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麻子渡方向前进。“四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五师及六师尚未完全抵达”。向红三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六师十八团于陈家背被切断”。“桂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麻子渡西进”。“全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明二号将会向界首前进”。

红三军团新圩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完全封堵，同时桂军还得以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一、二师的接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一片枪炮声中。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飚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飚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飚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飚而来，他用枪指着耿飚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快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仍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飚觉得格外异样。耿飚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接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的话语才缓和了：“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飚，“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嘛。”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飚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他的脸色格外凝重了，耿飚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了几步回头对耿飚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